效果研究的新范式:认知传播学——“后媒介”视阈下的学科构建

认知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感知模式的提出,在当下媒介技术高速更迭所带来的社会化转型趋势中,找到了更加契合的社会生态发展空间,在认知科学与传播学的范式融合中完成跨学科的体系重构。认知传播既可作为研究对象,从传播行为的空间视角出发关照主体认知的内在结构和规律,探寻以认知为本质的传播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又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主体认知的本质规律用于解释传播现象及衡量传播效果。     

“民间法立场”生成路径辨异——兼评“民间法范式”

在当下中国法学研究中,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和立基于非理性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都形成了＂民间法立场＂,然而此＂民间法立场＂非彼＂民间法立场＂。由于分属于不同的哲学阵营,二者在法治、法律发展、法律方法三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回答。在民间法研究过程中不应忽视＂民间法立场＂生成路径的差异,急于寻求统一的＂民间法范式＂。     

马克思的人学革命与以人为本从空想到科学的跨越

马克思人学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方传统人学而走向科学,关键在于实现了一场人学范式革命:从理论人学转向了实践人学。理论人学蕴涵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但由于其理论本身的缺陷,“以人为本”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空想。而在这场范式革命中,马克思创立的实践人学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发展等方面都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全面超越了传统人学的理论缺陷,“以人为本”也因此才走出了思辨之域回归了生活世界,由空想变为了科学。     

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与发展趋势——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策范式是决策主体的政策思维与政策风格的反映,是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中兴起的重要分析方法。以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为基础,围绕政策问题、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与政策话语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市民化政策不仅在话语措辞层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在政策问题认定、政策目标定位、政策工具选择层面也经历了渐进的变迁过程。总体而言,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渐趋包容性、公平性与人本性,不断彰显农民与市民共生进化的理念将成为市民化政策的重要特点与发展主流。     

从文化教育人类学看中国教育

教育人类学中文化教育人类学有两个学术流派:文化教育人类学学派和多元文化教育学派的研究模式、目标、实施途径、范式对中国教育的启示作用。     

内隐性和外显性注意捕获的研究

本文着重介绍了四种研究内隐性注意捕获的实验范式及外显性注意捕获中对“未注意盲”的研究,阐述了内隐性和外显性注意捕获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合作型研发项目的研究范式探微——以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例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其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框架,以一种系统的方法论理念和战略思维方式,开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作为21世纪科学研究的前沿和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范式代表了今后日趋复杂的科学技术项目研究的趋势,对此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基于金融功能观的分析

多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所遵循的是金融机构观,这使得农村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发挥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背离金融功能观的农村金融改革,仅仅局限于既有金融结构内部的修补,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根据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出能够实现金融功能的规则、制度等具体的金融形态,并且进行金融结构的优化;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金融体系正常金融功能的复归。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应实现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放松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理;推动一个竞争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     

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彭家煌与"契诃夫风致"

彭家煌的小说创作深受契诃夫影响.从客观叙事原则、挖掘人物灵魂的叙事深度、生活印象的叙事方式、悲喜交融的叙事风格等方面加以比较分析,既可重现彭家煌独特的艺术个性,又可把握住契诃夫在现实批判性、艺术形式、真实性等层面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契诃夫既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易于操作的范式,而中国作家又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契诃夫的小说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