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从《哲学的贫困》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从经济哲学视域看,《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展现出的两种不同的哲学基调,决定了蒲鲁东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念的分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马克思所批判和仰赖的对象,而且构成了蒲鲁东经济学的哲学根基,不过蒲鲁东凭借辩证的直觉提出的系列辩证法是类似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脱离历史的纯粹理性,无论思辨哲学还是批判哲学的“二律背反”,是不会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的,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地批判和历史地解读,在于从思想的发展中汲取有益的启迪;这既使人摆脱愚蠢的聪明也摆脱聪明的愚蠢。历史的辩证法总会折射出它的类似逻各斯或道的普照之光,即便是解构了的元素也有自身存在的根据或前提或原因,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和蒲鲁东主义的现实影响都是不可小觑的。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意蕴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实现“小康梦”“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也为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和厚植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思想和理论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伦理意蕴:“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基点;“共享”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原则;“制度正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追求;“以人为本”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规范;“全球责任、正义与道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世界贫困治理政治伦理导向。     

彝族文化助力屏山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彝族文化广泛渗透到彝族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彝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精神基础,深刻影响着个体和社会的 发展。而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的彝族文化,对彝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屏山县积极发掘和 激活彝族文化,整合彝族文化资源,培育彝族文化特色产业,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使彝族文化产业成为乡村振兴中的支柱性产 业。创新彝族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让彝族文化守护彝族人民的精神家园,提升彝族文化自信,带动社会经济发展,脱贫致富路 越走越宽,让农民享受到彝族文化带来的乐观感和成就感,为屏山彝区的脱贫、减贫提供了新路径。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十三五”脱贫攻坚主战场,又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进入新时代,要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必须以强大法治保障为前提。纵观目前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运行现状,仍存在精准化扶贫刚性立法供给不足、运行程序不规范、精准扶贫纠纷现代解决机制阙如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相关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相关扶贫工作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实施。     

“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视阈下多维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的多维性决定了贫困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思想通过“五个一批”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扶贫项目安排的精准化,并验证了多维贫困治理理论的正确性。在分析验证“五个一批”扶贫思想建构于多维贫困理论、环境决定论、治理理论及内源性发展理论等基础之上,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精准性和靶向性,具有理论高度,同时又完全符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在河南兰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案例中,“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与微观情景变量进行了有效结合,实现了公共政策产出绩效的最大化,助推了兰考县脱贫摘帽目标的实现。     

《哲学的贫困》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

如何正确地理解《资本论》学说的性质,对于应对当代人类状况所呈现的紧迫的现实课题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由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实际上是《资本论》的真正导言,重新研读和阐释此书便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在当代境况中重读和阐释此书,可以帮助我们的时代去达到一种清醒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这里根据《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提示,讨论了当代关于社会平等之理想的乌托邦性质及其在理性形而上学上的根源;讨论了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弱点———范畴抽象方法———及其对资本在现实运动中的感性辩证法的遮蔽;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非自洽性以及当代社会对抗的感性本质（社会权力）;讨论了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应当采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由这个方法所提示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     

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与基层治理困局

以西南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问题,并从基层治理的角度对偏离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从精准识别来看,横截面识别、标准化、僵化的指标与村民生活的动态变化、村庄现实的不规则性以及村庄道义相偏离;而在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偏离主要表现为扶贫资源投入的内卷化和人力投入的内卷化。研究从基层治理的角度阐释了精准扶贫实践偏离的原因。在村庄层面,精准识别的“去政治化”,即未能形成对大多数村民的政治动员,是导致实践偏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县、乡层面,精准扶贫实践中“行政吸纳政治”的逻辑也是实践偏离的影响因素,以专业化、标准化为特征的技术治理、将“树典型”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事本主义逻辑,都是构成精准扶贫内卷化的原因。     

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

绿色减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其减贫的机制在于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实现贫困地区脱贫。从产业融合和利益联结机制两个视角去考察了绿色产业的模式。农业产业内部融合的模式有循环农业、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模式,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的主要是电商扶贫模式,三产融合形成旅游扶贫和观光农业模式,新技术催生了光伏扶贫和大数据产业扶贫。利益联结视角下,绿色减贫模式主要有企业主导、大户主导、集体经济主导、政策主导和资产收益扶贫五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绿色减贫的经验,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路径、机理与创新：社会保障促进精准扶贫的政策分析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制度,其在缩小收入差距、保护人力资本、降低社会风险和保障基本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反贫困作用。当前农村扶贫阶段中,贫困人口的社会生理性致贫因素增强,因此要求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权利救济在内的社会保护式扶贫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社会保障既被列为反贫困的重要目标,也被列为反贫困的主要路径,在中国农村减贫发展进程中的嵌入程度逐渐加深。为了减少因制度不一造成的缝隙和叠加问题,让扶贫与低保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衔接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多领域、多主体的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也需要被构建起来。在看到当前我国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减贫发展可喜成就的同时,也应注重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未来我国社会保障减贫可以借鉴欧盟社会保障发展经验、加强服务供给、倡导更加积极的制度安排以及以 “一站式服务”方法促进基层社会保障的协同化治理为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