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性别视角下的农村丧偶独居老人生存状态研究——以吉林省东丰县某村为例

通过对吉林省东丰县横道村99例老人的问卷调查以及7例丧偶独居老人的个案访谈,从性别角度对农村丧偶独居老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老年女性的贫困化程度较男性高、生活适应性更差,老年男性的心理适应性较差。据此提出了应从政策、社团组织等四个方面改善农村独居老人生存状态的建议。     

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设置、维度聚焦与实现路径

加强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是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遵循脱贫人口返贫问题事前治理逻辑,基于对返贫风险生发运演机理的理性揭示和科学预判,把内生脱贫动力、生计资源禀赋、外部灾害冲击和社会负面影响作为脱贫人口返贫生发的主要监测维度,且诸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基于四大维度的监测预警能力越强,则越有利于及时化解返贫风险、阻断返贫。当前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建设面临监测制度不完善、监测主体配合机械式、监测技术体系不健全、风险信息管理碎片化和监测工作考核监督不完善等不利因素,迫切需要完善风险监测制度,布控筑牢脱贫人口返贫防线;明确风险监测职责,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化监测技术体系支撑,打造返贫信息共享平台;创新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协同治理良好格局;共同推动后脱贫时代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的逐步形成、持续巩固和长效发力。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插花贫困地区村庄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分析

贫困人口分布区域的差异性以及精准扶贫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为核心和亮点,决定了对精准扶贫研究时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以及注重对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分析。基于课题组2016年3月在武汉市H区Q村搜集的精准扶贫经验材料,重点分析了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中的贫困户、普通农户、村民代表及党员、富人、村干部、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要通过政策完善或实践工作来科学引导村庄不同主体共同努力解决贫困户问题,即明晰精准扶贫的定位,改革和完善精准识别和考核机制,健全精准扶贫监督机制,多方面完善精准帮扶机制并发挥“能人效应”。     

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及路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是目前“三农”领域的关注焦点。已有的研究中,多从政策理论层面宏观分析两种战略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有序衔接。该研究从基层实践入手,以陕西省蒲城县D村为案例,探寻其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衔接中的实践逻辑,研究D村在实现二者有效融合过程中的衔接机制。研究发现:从实践逻辑上看,脱贫攻坚补齐了乡村振兴中的“绝对贫困”短板,乡村振兴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提供内在动力。在这一互涵式实践逻辑的指引下,D村探索形成了以产业升级机制为核心、主体培育机制为关键、有效治理机制为基础、组织统筹机制为保障的衔接机制。最后提出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即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稳步升级,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积极转变,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推动扶贫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体系平稳过渡。     

精准扶贫的资源配置逻辑与实践困境

扶贫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确保精准扶贫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精准扶贫资源在配置的过程中存在着资源的项目化与社会生活的不规则性、政策执行的科层逻辑之间的张力。这一巨大的张力使极具科学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倒逼,从而产生“反科层”的逻辑,进而使精准扶贫资源的配置面临实践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精准扶贫资源配置应着力于增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增强贫困人口自身能力建设和因地制宜地发掘地方优势资源,以激发扶贫对象为主体的内生动力。     

传统贫困观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及应对

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贫困问题的态度是存在矛盾的:既有儒家“富而教之”的反贫困理论,也存在道家及法家思想对于贫困有意无意间的“制造”。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以及长期小农经济下的物质贫困,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脱贫攻坚中的阻碍因素。精准扶贫,既需要汲取传统反贫困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更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积极探索完善基层文化建设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