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看中国老年人口贫困与保障

文章在上海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探讨了老年人口贫困和保障问题。认为老年贫困人口问题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 ,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因地因时地采取应对措施 ,积极预防和治理老年人口贫困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Microcredit for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cial well‐being: A study of Sabah,Malaysia

Microcredit is an influential intervention used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improve social well‐being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Sabah, Malaysia.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a microcredit scheme, Amanah Ikhtiar Malaysia (AIM), on the well‐being of these communities. Using a survey method, a pre‐tested interview schedule was administered to 277 AIM recipients in Sabah, Malaysia. Social well‐being was examined based on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Midgley's social development approach: the management of problems, the fulfillment of basic needs, and social opportunities provided. AIM microcredit schemes were successful in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AIM recipients, although the recipients faced a number of problems, including unemployment, lack of education, and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healthcare facilit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present a useful guideline to the AIM authority, development practitioners, policymakers, and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orkers.     

试析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逻辑契合——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之间是同频共振、相得益彰的关系,两者在价值目标、推进主体、瞄准对象、工作方式、成效考评五个层面具有深度的逻辑契合,把握并处理好两者关系,不仅有利于澄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也有利于纠正工作上的行为偏差,从而更好地推进两项工作开展。     

生存型共享与精准扶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首要问题是深入脱贫攻坚,实现最低层次的共享,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最低层级的生存型共享有着特殊的结构特征,不仅是一种基于最低层次的吃穿住行共享和医疗、养老保障共享,而且在主体上强调覆盖全体贫困户,行为上突出贫者自立和共建共享;由于贫困户可分成“五保户”、“低保户”、“扶持低保户”和扶持户四种类型,也就相应形成了社会兜底型、低保型、扶贫低保结合型和扶贫型四种生存型共享类型,因而精准扶贫就出现了不同的组合策略与模式:即早期阶段的救济式扶贫主导模式、中期阶段的设施扶贫主导模式和后期阶段的产业扶贫主导模式。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生存型共享进而追求实现小康型共享的阶段。因此,推进共享发展的关键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建议围绕“提供能力与机会、促进贫者自立”的要求,构筑起互利共生的“利益联接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抓好产业扶贫,实现生存型共享。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是农村贫困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载体之一,通过梳理“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体系的内涵,分析其可行性,阐释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应然性,并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基于此,通过重构贫困区“互联网+农业”格局,“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归入主流扶贫体系,建立信任机制,强化贫困地区“互联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多元的增值服务平台等多元化治理路径,以获得“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机制建设

针对当前在世界反贫困领域内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提出除了利用政府、市场机制之外,还必须寻求社会机制。论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机制构建的必然性及实然状态,包括参与机制、瞄准机制、传递机制、项目管理机制、监测与监督机制、合作与交流机制,同时指出了中国建设非政府扶贫机制的策略选择。     

易迁移民就业机会、人力资本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

基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的三个阶段动态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人力资本改善和就业机会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易地扶贫搬迁使少数民族移民人力资本显著增加;第二,易地扶贫搬迁明显提升了少数民族移民的就业机会;第三,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社会适应、公共设施、民族文化等因素对易地搬迁移民的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第四,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民族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第五,易地扶贫搬迁对少数民族移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机会有持续性正向影响。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期扶持需从发展县域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强化就业能力、扩宽就业渠道、促进多元化就业和多业态就业、建设民族多维互嵌型社区共同体等入手。     

巴中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究

巴中市是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巴中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巴 中式大摸底，贫困户识别更精准；二是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项目开展更精准；三是动态管理扶贫资金，资金使用更精准；四是推 进“五个一批”工程，措施到户更精准。巴中市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贫困户的脱贫主动 性不足、乡风不文明的现象比较突出、扶贫资金的管理有难度、产业发展还不够科学等难题。针对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 精准扶贫来引领扶贫工作的创新，制定有效对策，如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重视文明乡风的建设、精准产业项目的引进、精准 扶贫资金的使用，奋力夺胜脱贫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