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市中小学教育科研现状的调查分析与策略

以包头市中小学骨干教师为重点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着重从教育科研的意义、基础知识的储备、教科研方法的运用以及科研成果等方面分析,发现包头市中小学教科研现状不容乐观。提出相应策略,以推动包头市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发展。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制度——以《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准则》为核心的探讨

作为澳大利亚国内最重要的国家科学基金机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已经构建起一套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应对处理机制．包含一系列实体性法律标准及程序规定,涉及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一般性程序、法律责任、违法者权利保护、程序公平等问题,其中包含着可为我国有关立法所借鉴的有益经验。     

转型期我国社会冲突研究综述

本文从几个方面系统回顾并评析转型期我国关于社会冲突研究的成果:关于社会冲突的类型、形式与功能分析的研究;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利益、制度、权力、规范、心理、价值、观念等因素关系的研究;社会冲突的调适机制;最后笔者提出目前有关社会冲突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试论应用伦理学的特点及其研究方法

应用伦理学是相对于传统伦理学而言的。作为伦理学的当代形态,应用伦理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广泛性和跨学科性。伴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变,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正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考证方法的教学训练——以“吉贝”为例

考证是以推敲证据来获得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历史文献经过考证才能读通、理解和得到史料。以“吉贝”作为考证方法训练的典型案例,既可以训练历史学本科生的基本专业技能,还能证实古代岭南地区的植棉和棉织技术为祖国棉织业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诗人心态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诗人心态研究成果丰硕,有从历史宏观角度研究唐代诗人心态对唐诗的影响,也有从贬谪、科举、隐逸、宗教等层面,探讨政治文化因素对唐代诗人心态的影响,还有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创作心态进行深入剖析的个案研究。     

十八大以来国内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综述

十八大召开以来,国内学者针对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与研究。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文明制度的定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政府生态行政制度体系的健全、正式制度的完善与健全、非正式制度的引导和推广以及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等七个方面。但总的来说学术界对于生态文明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具体制度,对于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的研究需加强。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考古学与历史学是历史科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在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各有特点。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它就以独特的学科特点在历史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古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引发研究方法上的变革,扩大了研究领域。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它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新材料和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范畴,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研究,促进历史研究的进步。     

大胆假设,细致分析——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新解

影响研究就是在“传播研究”所能提供的事实非常有限的条件下 ,提出文学影响的假说 ,并在此基础上对作家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 ,笔者不同意韦勒克等人关于影响研究“甚至不可能完整地研究一部艺术品”的看法。认为“影响研究”有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 :第一 ,提出“影响”的假说 ;第二 ,为论证影响假说而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分析 ,其中包括对主题、题材与情节的分析、对典型人物的解剖 ,对艺术手法艺术风格的对比等等 ,从而见出影响是否存在 ,如何存在 ,如何表现 ;第三 ,指出影响接受者如何超越影响 ,即“超影响”的研究 ,亦即研究影响的范围与限度、影响与独创的关系     

Quantifying Quality: Can Quantitative Data (“Metrics”) Explain the 2001 RAE Ratings for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around 80 per cent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atings awarded in the 2001 RAE for social policy may be “explained” using half a dozen pieces of quantitative data. Social policy excellence—as judged by peer review—is associated with the award of doctorates, the amount of money raised, publications in a particular (if broad) range of journals and books by major publishers, and being large. Even taking account of differences on all these factors,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new universities fared worse than their quantitative data would suggest. It is argued that quantitative data should play a larger role in decisions about research quality, aiding equity and transpar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