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27基于Stackelberg模型的单供应商两零售商二级供应链回购契约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证明由单个供应商和两个零售商所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中不采用回购契约机制以及采用传统回购契约机制的不合理性,提出了采用Stackelberg利润分配博弈模型设计回购契约的优点:模型表明利用Stackelberg模型设计回购契约可使整个供应链的收益得到进一步改进,同时又可使零售商与供应商的各自收益得到很大改善。     

发展旅游产业推动后世博上海经济转型

上海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先天条件和资源优势,在世博会的带动下,完全能够将发展旅游产业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城市转型的突破口和核心竞争力。因此,上海应抓住世博契机,大力发展旅游支柱产业,在国内市场化与国际全球化的推动下,吸引制造、经贸、金融、会展等各要素积聚,从而成为全球要素配置中心。同时,提出发展上海旅游产业的战略定位、具体措施和政策建议。     

后世博效应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联动研究

上海世博会为长三角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和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和强大动力。后世博区域联动效应是后世博效应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联动在时间、空间、对象、过程、功能及作用力等方面相契合,并产生聚变式效果的综合表现。其总体思路是：形成多元化立体化的区域协调合作平台;强化核心增长极的集聚力;推动区域向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增强区域的整体都市功能。同时,在国际化、同城化、低碳化、制度化等方面对后世博区域联动效应展开具体研究。     

重温亚当·斯密的富国裕民学说——纪念《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230周年

亚当.斯密把财富的增长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富裕视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目标,《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富国裕民为中心,系统地阐发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使国家和人民迅速地达到富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在经济学说史上,奠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的基石。本文对斯密的国富裕民学说作一回顾,提出其有益启示,以资纪念。     

《诗经·卷耳》再认识——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一个启示

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简文谓:"《?(卷)而(耳)》,不智(知)人。"知人"是孔子师徒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目的在于知人善任,使贤者为官。简文之义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左传》及汉儒的相关论析,其所论《卷耳》诗旨在于写后妃助君主求贤审官,是符合被编定的《诗.周南.卷耳》篇的意蕴的。《卷耳》篇和其他不少《国风》之诗一样,都是王朝遒人"采诗"之后由专门的王朝职官予以整理加工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原创之诗与整编之诗的不同,乃是造成《卷耳》篇歧义迭出的主要原因。     

从上博简《仲弓》篇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上博简《仲弓》篇是久佚的记载孔子"为政"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它使人们对于孔子政治思想可以有更一步的了解。孔子将"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改过举罪"看得十分重要,认为这些是"政之始也",可见在他的"为政"思想中,选拔和管理官员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上博三《仲弓》篇和《论语·子路》篇的相关内容可以对读,这为理解孔子政治思想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也为《论语》的释读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论散曲的“当行本色”

散曲被称作“词余”，却并非词之孓遗，而是诗体的又一次革新。散曲的“当行本色”，表现在语言上乃是“贵显浅”，即“意深词浅”；表现在抒情方式上，为明快直捷；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是“曲如赋”，重赋多比，喜用“诡喻”、“博喻”，用典以一听便懂、一读便知为原则，而与诗、词用典迥异。从本质意义上说，散曲可划入“俗文学”范畴，这种“俗”，是以其民间性、大众性、原生性为内涵的。散曲的生命土壤在北方，其“明快畅达”的本色，与北人的性情及趣味大抵有关。     

弗·纳博科夫与周星驰的审美狂喜与狂欢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与周星驰尽管不同,但都同样是对传统的心理学的嘲弄与藐视,都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只不过,前者称为审美狂喜,而后者被称为狂欢.尽管他们使用了英、汉两种不同的语言,处在欧洲与中国两种文化氛围,选用了小说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但是对这二位同为后现代主义创作大师的作品的比较,必将帮助人们打破思维定式,并能够在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更多的审美快感.     

《晋书·宣帝纪》曹仁"焚弃(樊、襄阳)二城"辨误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汉献帝延康时期(220年曹丕代汉之前),汉政府得知一小股吴军西过襄阳,马上派丞相府长史司马懿向襄阳守将曹仁传授应对方略,西来吴军必不敢为患,襄阳战略要地一定守住,曹仁竞违令焚弃二城。《晋书·宣帝纪》这段记载有误,理由是:《晋书》上这段引文错误很多严重失实;曹仁无故焚弃樊、襄阳军法不容;这也和曹仁的作战经历不符;据《三国志》的相关记载,曹仁没有"焚弃(樊、襄阳)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