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机理分析

政府近十余年以来动用四万多亿社会公共资金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的国有性质及其寡头经营格局和巨额利差的存在,是国有商业银行履行应有社会责任的现实基础和前提。作为对改革成本支付者的一种利益补偿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承担起为社会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以及通过向政府上缴红利的方式让社会各阶层共享银行业改革成果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由于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国有商业银行还要切实承担起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职责。国有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将外生性道义责任压力转化为企业的内生性要求,转化为国有商业银行一种自觉、自愿和自律的责任行动。     

CEO薪酬粘性成因再探——基于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CEO"奖优不惩劣"的薪酬粘性现象是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异象。现有研究多从委托代理视角研究这一现象，并将其视为代理成本问题，而忽略了薪酬粘性现象中由非委托代理因素引发的可能。文章研究了CEO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引入具有粘性特征的成本函数构建薪酬激励模型，探究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并基于2010—2016年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高管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研究发现：客观存在于制造业企业中的成本粘性是引发高管薪酬粘性的重要成因，CEO薪酬粘性现象并非仅仅是奖优不惩劣，而是对CEO承担系统性风险的合理补偿。此外，政治关联是民营制造业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减少成本粘性进而抑制薪酬粘性的重要方式。然而，随着新型政商关系的推进，政治关联对于公司"成本粘性—薪酬粘性"的影响被削弱。研究拓展了现有关于CEO薪酬粘性成因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实践中的制造业企业CEO薪酬安排提供了新的思路。     

Welfare regime change – or lack of change – in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Drawing on theoretical account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 regard to Turkey's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system. By using the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rocess of welfare regime change was one of “institutional layering”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UI) over severance pay. Also,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economic bureaucracy played a key role in push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UI (state‐centric approach) in contrast to the class‐based organizations that focused their struggles on the severance pay scheme (power‐resource perspective). However, the economic bureaucracy preferred a rudimentary UI design, which prevented UI from undermining the vested interests behind the severance pay scheme. Furthermore, subsequent attempts at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everance pay scheme were not successful because the social welfare bureaucracy lacked the capacity to develop a policy alternative to resolve the stalemate between the societal actors. Lastly, the study used the successful severance pay reform experiences of South Korea and Austria to locate the Turkish case within a broader comparative framework.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为类型辨析及与受贿罪的相关性探析

根据危害行为的属性,犯罪可以划分为行为性犯罪和事态犯罪两类。行为性犯罪包括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事态犯罪以持有事态作为构罪本质,形成持有型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特定人员为规制对象,以特定人员对巨额＂不明＂财产的控制与支配现状定罪。从法理依据和表现形态上都应该归属于以持有为行为方式的事态犯罪;同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客观上,以行为人控制支配着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不明巨额财产的现状作为定罪根据。而定罪后查明了财产真实来源的,应依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处理：不构成犯罪的,无罪释放,不启动国家赔偿程序;构成其他犯罪的,另判其他罪名,已执行的刑罚作相应折抵。     

BT模式中承约商偿付机制的设计框架

偿付机制是BT（Build-Transfer）模式成功的关键。BT项目偿付机制由偿付时间计划、基准回购价格和风险补偿机制三个要素构成。偿付时间计划确定承约商获偿的支付时间和支付次数。其中,支付时间可以是项目移交后较短时期内支付或较长时期内支付,支付次数可以是一次付清或多次付清,它们组合成四类偿付时间计划,即标准偿付计划、惯用偿付计划、远期偿付计划和分期偿付计划。基准回购价格可以是固定的或可调的。风险补偿机制可以是内含式风险补偿或外设调价机制。基准回购价格在进行偿付计划修正后,结合风险补偿机制形成两种偿付机制：内含风险补偿的固定回购价和带有调价机制的可调回购价。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民法制度研究

突发事件应对法是针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立法,该法中政府行政管理成分居多,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民商事调整的法律规定较少,使我国现行法律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所引起的法律问题的民商法调整显得力不从心。针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调整中存在的民事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据此提出完善立法的几点建议。     

《边城》重释

1934年沈从文重返故乡,情愫兼生,既有物是人非的惆怅和感慨,又有对坚强执着生存的乡民的同情和尊敬,还有对外来经济、政治势力入侵所造成的湘西民风的渐变、国民性的改变等的愤慨。这种复杂的情感倾向,影响了《边城》的写作,造成了《边城》主题的多义性和叙事的含混性。翠翠的爱情悲剧,与老船夫的"不作为"实在大有关联。沈从文的人道主义情怀深藏于边城山水风俗画表相之下的命运感伤喟叹之中。沈从文从边城出发,经过18年漫长的奋斗,终于得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而未得的"名誉,金钱和爱情",算是北京城里的成功人士了,尤其是与张兆和的成功结合,更是让沈从文时常产生一种不真实的人生虚幻之感,写作《边城》是一种必需的心理补偿,他的爱情本来应该是如故乡边城年青人无可逃避的悲剧命运那样,大佬、二佬和翠翠等人在小说中"替他活过一回"。"乡下人"痛苦的挣扎,长久的压抑,爱情的憧憬,受伤的灵魂,在《边城》写作中得以安妥。那种浓郁的"秋天的感觉""人生无常"的感喟,实在是对"现世安稳"的万千庆幸与心理补偿。     

浅谈基因污染侵权社会化救济

对于基因污染损害的救济主要是通过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2种形式来实现,把基因污染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视为社会损害,通过责任保险、行政补偿等损害填补制度,由社会承担和消化此种不利后果,其效益要远远大于由侵权人或受害人独自负担。此外,实现基因污染的社会化救济和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也是基因污染损害责任社会化机制的一种重要形式。     

集体土地征收的公平补偿及法律修订取向

公平补偿对解决集体土地征收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集体土地征收的公平补偿不但包括农民之间获得征收补偿额的横向公平,还应该包括农民集体和政府之间合作剩余分配的纵向公平。根据合作博弈的基本原理,集体土地的公平补偿应该联系土地转非后的价值和农地的重要性程度。为了实现公平补偿,相关法律应该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排他性质、征地补偿标准、征收人和被征收人资格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少数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初探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的成败,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发展动力.从法律制度上完善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是确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补偿与投资教育、培训技术人员等智力补偿结合的回馈方式,在丰富少数民族文化知识、提高少数民族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