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贷款困难的激励效率比较规范分析?

文章通过供给需求模型分析了当前小企业贷款难题出现的原因,并用福利分析模型比较了贷款利息补贴和风险补偿的效率。研究表明：小企业贷款风险溢价是造成小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主要原因;贷款利息补贴和风险补偿的效率完全相同,都使银行的供给者剩余和小企业的消费者剩余增加,但也都造成社会总福利损失。     

管理决断权、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层面上研究了管理决断权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及两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权变关系。论文选取2002-2007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管理决断权的多指标衡量体系,证明管理决断权对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企业绩效好的情况下高管薪酬与管理决断权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样,在高管理决断权情况下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挂钩更加紧密,但同时企业会面临监管难题。     

CEO薪酬粘性成因再探——基于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CEO"奖优不惩劣"的薪酬粘性现象是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异象。现有研究多从委托代理视角研究这一现象，并将其视为代理成本问题，而忽略了薪酬粘性现象中由非委托代理因素引发的可能。文章研究了CEO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引入具有粘性特征的成本函数构建薪酬激励模型，探究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并基于2010—2016年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高管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研究发现：客观存在于制造业企业中的成本粘性是引发高管薪酬粘性的重要成因，CEO薪酬粘性现象并非仅仅是奖优不惩劣，而是对CEO承担系统性风险的合理补偿。此外，政治关联是民营制造业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减少成本粘性进而抑制薪酬粘性的重要方式。然而，随着新型政商关系的推进，政治关联对于公司"成本粘性—薪酬粘性"的影响被削弱。研究拓展了现有关于CEO薪酬粘性成因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实践中的制造业企业CEO薪酬安排提供了新的思路。     

Welfare regime change – or lack of change – in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Drawing on theoretical account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 regard to Turkey's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system. By using the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rocess of welfare regime change was one of “institutional layering”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UI) over severance pay. Also,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economic bureaucracy played a key role in push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UI (state‐centric approach) in contrast to the class‐based organizations that focused their struggles on the severance pay scheme (power‐resource perspective). However, the economic bureaucracy preferred a rudimentary UI design, which prevented UI from undermining the vested interests behind the severance pay scheme. Furthermore, subsequent attempts at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everance pay scheme were not successful because the social welfare bureaucracy lacked the capacity to develop a policy alternative to resolve the stalemate between the societal actors. Lastly, the study used the successful severance pay reform experiences of South Korea and Austria to locate the Turkish case within a broader comparative framework.     

《边城》重释

1934年沈从文重返故乡,情愫兼生,既有物是人非的惆怅和感慨,又有对坚强执着生存的乡民的同情和尊敬,还有对外来经济、政治势力入侵所造成的湘西民风的渐变、国民性的改变等的愤慨。这种复杂的情感倾向,影响了《边城》的写作,造成了《边城》主题的多义性和叙事的含混性。翠翠的爱情悲剧,与老船夫的"不作为"实在大有关联。沈从文的人道主义情怀深藏于边城山水风俗画表相之下的命运感伤喟叹之中。沈从文从边城出发,经过18年漫长的奋斗,终于得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而未得的"名誉,金钱和爱情",算是北京城里的成功人士了,尤其是与张兆和的成功结合,更是让沈从文时常产生一种不真实的人生虚幻之感,写作《边城》是一种必需的心理补偿,他的爱情本来应该是如故乡边城年青人无可逃避的悲剧命运那样,大佬、二佬和翠翠等人在小说中"替他活过一回"。"乡下人"痛苦的挣扎,长久的压抑,爱情的憧憬,受伤的灵魂,在《边城》写作中得以安妥。那种浓郁的"秋天的感觉""人生无常"的感喟,实在是对"现世安稳"的万千庆幸与心理补偿。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主体探析

为应对重大油污事故带来的巨大生态和经济损失,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建立了油污损害赔偿机制。随着我国航运大国地位的确立,在我国发生的油污事故日益增多,损害结果触目惊心。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立法很不完善,相关规定较为模糊,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对国际公约和我国立法中有关油污责任主体法律法规的梳理与分析,指出我国在涉及油污责任主体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审判中应考虑的因素。     

河南省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

河南农村土地经营状况和产权制度的现有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产权不完整、使用权流转不畅、过度征用和静态补偿机制等方面,导致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完善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从三方面着手: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产权,逐步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提高农民种地收益。     

论社会应急事件中政府侵权行为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

社会应急事件中政府侵权行为有着明显的法律特征,精神损害赔偿也有其相应的功能和构成要件,行政赔偿把他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根据国外精神赔偿制度的实践和我国目前相关法律的规定,应进一步明确政府的侵权行为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逐步提高我国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减少损害赔偿,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侵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论企业破产背景下的人身损害赔偿债权

人身损害赔偿债权,是指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有致伤、致残、致死的后果以及其他损害,为了弥补所受损失,被侵权人要求侵权人予以赔偿的权利。与企业有关的人身损害赔偿债权有的具有单个债权数额相对较小、涉及人数较多、非基于自愿产生、损害结果显现滞后等特征。当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该类债权往往在债权人会议中处于弱势地位,获得的清偿机会受限,所获清偿比例也极为有限。对该类债权应该予以特别保护,对该类债权的特别保护主要基于人身权优于财产权以及该类债权产生的非自愿性。     

汽车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探析——以缺陷产品损害为视角

以缺陷汽车产品损害赔偿为视角,从法律位阶、实践需要两个维度构建汽车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梳理法律间适用的关系和规则,结合具体实践,得出目前仍存在的各项不足,并针对法律体系的不足提出缩减规章数量、提高法律位阶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