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市居民城乡一体化基本医保运行情况分析与评价

通过对2009～2010年,常熟市居民城乡一体化基本医疗保险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常熟市城乡居民参保率处于较高水平,筹资总额和参保居民受益水平逐年提高,参保居民疾病负担明显下降;但基金使用面临一定压力,实际补偿比例有待进一步提高.建议合理应对参保居民人口老龄化问题;继续完善筹资增长机制,提高实际补偿比例;加强乡(镇)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监管能力,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我国新一轮知识产权法修订中的损害赔偿制度协调研究

我国各知识产权部门法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则上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形,导致人们在理解、适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规则时发生错误。从统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角度,有必要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进行协调与统一,尤其应当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及其选择、法定赔偿标准的细化以及各知识产权部门法立法语言的一致性予以考虑、修订。     

理论突破与制度建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的生态损害赔偿

城市用地的日趋紧张以及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程的加快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生态损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当下对于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讨论理论丰富,但鲜有涉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损害问题的的研究。结合当前生态损害的探讨,比较分析国内外相关救济制度,有必要建立生态损害的事前防范机制。国家层面要确立全面赔偿的原则,建立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制度,生态损害赔偿评估制度,并建立地下生态损害赔偿专项基金,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损害的救济提供法律支持。     

征地补偿安置协商:一个不完全信息讨价还价动态博弈模型

征地补偿安置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与被征地农民之间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讨价还价动态博弈模型,描述了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征地补偿安置协商的过程,揭示了信息与征地冲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提出并证明:当地方政府了解被征地农民信息时,可以提出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冲突不会出现;当地方政府不了解被征地农民信息时,在某些条件下,地方政府无法提出博弈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冲突可能出现。     

论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拓展与改良

行政赔偿肩负着宪法与行政法的双重期待,担当着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权的历史使命,故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享受着广泛的关注与宠爱。而作为直接关乎着公民权之救济疆域的行政赔偿范围,依然偏安于其狭小的一隅,难以适应我国宪政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例、行政赔偿的侵权行为范围、侵权损害范围三个方面入手对我国行政赔偿范围加以拓展,并进行制度性改良。期许通过此探究,对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试论我国工伤赔偿法律制度之完善——以建筑行业农民工为考察对象

建筑行业的高风险性与低工伤参保率形成了鲜明对比。造成建筑行业农民工工伤保险率低的主要原因有劳动关系不规范、企业违法成本低、尚未形成有效的惩罚机制,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淡漠等。现行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劳动关系举证困难、工伤索赔程序复杂、成本高、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制度不合理等,使得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往往会遭遇维权困境。因此,应当在法律上针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做出特别规定,实行劳动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为未参加工伤保险工伤职工简化索赔程序,实行工伤保险基金预支付制度,完善一至四级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支付制度。     

论房屋征收与补偿过程中的维权机制

随着现阶段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各地因拆迁行为引发的争议越来越激烈。为了更好地协调城市发展与私人权益的关系,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简称《征收条例》,下同）。与先前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较,《征收条例》无论在立法的价值目标、具体的实施机制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以《征收条例》和相关立法作为制度框架,构建并逐步完善房屋征收与补偿过程中的维权机制,有助于使得包括《征收条例》在内的上述立法得以贯彻实现,从而使得利益博弈在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轨道上进行。     

论农业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定化

农业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定化是农业生态补偿法制化的基点,体现着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实践理性。农业生态补偿主体法定化主要包括主体类型规定和权利义务的配置,进行主体分类时应保证主体间相互衔接性和活动场域的相对边界性,权利义务配置应遵循适度倾斜的实质公平和权利义务和谐的基本原则。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可以分为宏观层面的主体、中观层面的主体和微观层面的主体。宏观层面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中观层面的主体包括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社区和农村环保组织;微观层面的主体分为农业生态利用的利益受损者和利益受益者。     

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机理分析

政府近十余年以来动用四万多亿社会公共资金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的国有性质及其寡头经营格局和巨额利差的存在,是国有商业银行履行应有社会责任的现实基础和前提。作为对改革成本支付者的一种利益补偿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承担起为社会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以及通过向政府上缴红利的方式让社会各阶层共享银行业改革成果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由于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国有商业银行还要切实承担起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职责。国有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将外生性道义责任压力转化为企业的内生性要求,转化为国有商业银行一种自觉、自愿和自律的责任行动。     

CEO薪酬粘性成因再探——基于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CEO"奖优不惩劣"的薪酬粘性现象是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异象。现有研究多从委托代理视角研究这一现象，并将其视为代理成本问题，而忽略了薪酬粘性现象中由非委托代理因素引发的可能。文章研究了CEO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引入具有粘性特征的成本函数构建薪酬激励模型，探究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并基于2010—2016年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高管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研究发现：客观存在于制造业企业中的成本粘性是引发高管薪酬粘性的重要成因，CEO薪酬粘性现象并非仅仅是奖优不惩劣，而是对CEO承担系统性风险的合理补偿。此外，政治关联是民营制造业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减少成本粘性进而抑制薪酬粘性的重要方式。然而，随着新型政商关系的推进，政治关联对于公司"成本粘性—薪酬粘性"的影响被削弱。研究拓展了现有关于CEO薪酬粘性成因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实践中的制造业企业CEO薪酬安排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