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违约区分程度最大权重的信用评级模型

信用评级方程是信用评级模型的核心,权重是影响信用评级方程评价准确度的重要因素,合理的权重对于信用评级至关重要.通过以违约与非违约客户信用得分单位离散度的平均距离最大为目标函数,构建非线性规划模型的思路,反推各指标的最优权重组合.通过PR曲线方法对信用评级模型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并对1 231个小企业贷款进行了信用评级.通过构建信用评级方程S=S(W)的权重向量W与违约与否的两类客户平均信用得分的距离D之间的函数关系,以违约与否的两类客户平均信用得分距离D最大为目标建立非线性规划,反推一组最优权重W.保证了信用评级方程的评级结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区分违约与非违约客户.改变了现有研究的权重向量与整体违约鉴别能力无关的弊端.非财务指标相对于财务指标在小企业评级中更重要,权重高达58%,非财务指标中"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的权重最大,为14.7%.通过PR曲线方法验证了其合理性.研究表明,"基于违约状态区分程度最大权重的小企业信用评级模型",对客户违约与否的区分精度,优于现有研究的同类经典模型.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科学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省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莫兰指数对我国31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呈增长态势，尤以2018年后的上升幅度最明显。但目前乡村振兴的水平仍然较低，且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有所下降，甚至退步明显，其发展落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最多，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薄弱环节。当前产业兴旺系统相较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最为缓慢，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系统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发展欠佳。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空间聚集特征，乡村振兴水平得分较高(低)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但该空间格局尚不稳定，区域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缩小。为此，本研究...     

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盈余平滑与股价同步性

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秉承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理念,在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增强资本市场韧性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盈余平滑为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维度,考察了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对不同属性盈余平滑的影响,并探讨了其在降低股价同步性方面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可以促进企业的信息属性盈余平滑,抑制机会主义属性盈余平滑；稳定型机构投资者通过促进信息属性盈余平滑降低了资本市场的股价同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控制较差、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对信息属性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要加快建设机构投资者体系,发挥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积极作用,以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电商平台信息披露策略研究

电商平台模式下，供应商决定产品价格将产品直接出售给消费者，并与平台企业共享收益。通常，消费者与产品供应商/平台企业在产品属性(匹配)信息上存在不对称性。本文基于博弈理论，研究电商平台(如：亚马逊、京东等)的产品信息披露策略，比较两种信息披露方式：“平台披露”与“供应商披露”。首先考虑由一个平台企业和一个供应商组成的垄断结构。研究表明，信息披露策略取决于产品属性(匹配)的相对重要性。同时，与平台披露相比，供应商更愿意披露全部产品信息。然后考虑一个平台企业和两个供应商组成的竞争结构。研究发现，与垄断结构不同，平台披露下，平台总是披露全部产品信息；而供应商披露下，信息披露策略取决于产品属性(匹配)信息的相对价值。此外，平台会偏好由供应商负责信息披露。     

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制度完善研究 ——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为背景

生活垃圾已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之一。国际通行经验表明，垃圾减量是可取之道。但我国现行有关垃圾减量的制度规定存在诸多不足，无法引领和保障垃圾减量被城市居民切实执行。因此，作为首批建设的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省有必要进行有关垃圾减量制度规定的探索，以为全国提供经验。     

产品属性与顾客满意度纵向关系演变机制：享乐适应视角

产品属性绩效在满意度评价中的权重随时间发生转移已引起理论及实践领域关注，但已有研究局限于不同类别属性的权重转移方向，将转移原因视为黑箱。发掘已有研究的内在联系，提炼出属性分类的共同标准变动性，探究可变动/不可变动的属性在满意度中的权重随时间发生转移的方向，并引入享乐适应理论解释上述转移发生的内在机制。以智能手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斜率变化参数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变量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拥有时间增加，可变动/不可变动的属性对满意度的影响逐渐增强/减弱，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可变动的属性比不可变动的属性更不容易被享乐适应，后期的满意度受前期的情绪和满意度影响。研究结果为企业在产品属性间合理分配有限资源及如何维持高满意度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探析

个人信息保护本质在于践行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秉承利益衡量理论,贯彻保护利用并举。比较国际社会的立法模式,欧美趋同于"积极确权+行为规范"的保护模式。中国单一的"行为规范"模式暴露出权利基础缺位的制度性弊端。继《民法总则》后,《民法典》"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未完成个人信息权的续造。《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述使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位阶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为基本权利范畴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宪法规范基础。在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权利的概念表达时,应与权利内涵保持一致。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除应延续传统立法所强调的侵害防御机制外,更应关注个人信息的积极利用,以及基于人格自由发展所要求的对个人信息财产性利益的保护。那么,采用"个人信息权"的概念表述,确认个人信息之于个人利益的实质价值,赋予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完整权利形态,内含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要求,也为权利内容的细化留有空间。如此,可在宪法"个人信息权"的统合下,以人格尊严及其自由发展为核心,通过发挥基本权利的主观防御权功能与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在公、私法领域实践国家保护义务,分别形成私法上以客体支配导向,保障个人信息自决的具体人格权,与公法上以行为规制导向,保障个人实质参与的程序性权利集合。而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唯有落实到个人可具体主张法律保护与救济的民事权利时才有赋权之意义。基于此,检视《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所属的"民事权益"已具备升级为"民事权利"的充分条件。区别于一般人格权、隐私权等属性,个人信息权在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可确定为具体人格权。以民法典的原则性规范,人格权法的独立权属定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权利体系构建,可渐次实现个人信息权从顶层设计到全面布局的逻辑推演。     

社会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要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不断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