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BCL 理论的英语“三维一体”教学模式研究

基于混合式协作学习（ BCL）理论的“三维一体”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以自主学习平台、互联网和微信通讯软件为技术支撑,通过利用传统面对面协作学习（ F2FCL）和计算机网络协作学习（ CSCL）优势互补,将学生的英语学习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促进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经过一个学年基于BCL理论的“三维一体”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表明,该模式有助于提高课堂学习的效率与效果,满足学生个性化英语学习,促进学生英语学习成绩的提高。     

推进我国跨境电商与制造业集群协同发展的几点思考

在“互联网+”和“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电商与制造业集群不仅要成就自身发展,更要实现协同发展。通过对产业集群及升级、跨境电商和协同演化等现有理论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深度剖析我国跨境电商和制造业集群发展现状,论证两者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我国跨境电商与制造业集群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着力加大政府部门扶持保障能力;增强电商与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壮大港航物流支付主体支撑能力。     

协同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策略

在国内外携手抗疫的大背景下,危机防控既被视为医疗健康问题,又被看作是科学问题。由于公共卫生危机防控工作的棘手性、专业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科学共同体的协同建构成为当务之急。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公共卫生危机防控体系中科学共同体缺乏对分布式力量的集聚,共同体之间缺乏合作机制,共同体构成要素之间缺乏交互共享。中国公共卫生危机防控科学共同体的建构应该秉承协同治理理念,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原则,着力推进跨共同体之间、科研主体之间以及学科体系之间的整合,依托跨学科、跨层级、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攻关行动,致力打造协同共生的科学共同体。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路径探析——基于陕西实践探索的案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城镇和乡村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有机体和命运共同体,新型城镇化旨在培育壮大城镇,乡村振兴目标是发展和建设农业农村,两者既有异质性,又具有天然耦合性和内在相通性,在现代化实践中能够协同共进。以陕西为例,分析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新阶段协同推进两大战略的政策建议,即深化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高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以农业农村优先原则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交易效率视角下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随着现行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边际效益递减,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交易效率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村土地市场交易效率的重要影响,并结合交易效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因素,最后对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建议。     

如何实现绿色城镇化发展?——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将能源消费、环境污染引入生产函数,把环境质量引入消费函数,建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构建一个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讨论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内生增长模型,以此探讨分析实现绿色城市化发展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上述分析,认为:加大新能源、环境治理人力资本创新研发投入,促进生产技术革新、生产方式绿色化,是绿色城镇化的必由之路;鼓励多元参与,构建多中心治理体系,培育居民节能环保生活方式,是绿色城镇化的必要条件。     

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的系统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基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现实要求,界定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的内涵。针对发展战略目标,从顶层设计角度对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力图打破军队科研体系、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体系和民用经济创新体系界限,梳理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协调各类相关主体,优化配置各领域的创新资源,满足军队需求,并促进国家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由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和创新法制构成,体制、机制、法制的创新融合有利于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体系与军队科研体系、民用经济创新体系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发挥政府在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利于提高市场配置创新资源及创新成果的效率,推动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深度发展。     

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以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耦合模型、重心-标准差椭圆及障碍度等方法,分析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关系及时空格局,构建修正后的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十年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进行精准预测。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而社会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较小波动变化特征,增速相对弱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2）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经历了“一般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初级协调”的耦合类型转变过程,旅游城镇化超前型特征明显;从空间分异看,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是先扩大再收缩的态势,表现向武陵源区集聚的发展特征。（3）旅游城镇化系统的障碍度小于社会治理系统,从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人次＞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4）未来十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但在2026年会有所下降,最终在2028年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差异与协同研究

在对京津冀1981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针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演变状况,并探究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其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颁布经历了早期各年份相对零散、缺乏连续性到新世纪以来政策颁布数量显著增多、政策总体力度逐渐增大的过程,但三地政策总效力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颁布数量增多引起的;京津冀三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是趋于实现短期目标,政策整体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引导措施、财税措施、金融措施等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京津冀节能和减排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差异;三地对不同政策措施的使用方式、使用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京津冀协同推进节能减排的治理工作提出挑战.论文还从京津冀完善单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使用、加强市场手段的应用及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Paradox of public sector capacity building: Lessons from MATT2 UK–Bangladesh co‐oper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Government of Bangladesh and th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public sector capacity‐building project under collaborative public governance. It examines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a foreign‐funded and multistakeholder‐led public sector capacity‐development initiative dubbed Managing at the Top Stage 2 (MATT2) project, and how it contributed to the human resource capacity development in Bangladesh. A combination of data from Government sources, in‐depth interviews,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author analysis was adop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e project to have been largely successful, despite some challen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