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初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之争

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为争夺邮政市场,在资费与业务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为适应形势变化,民信局开始利用新式交通工具发展业务。民信局虽然通过请愿、走私等形式规避官邮控制,但还是走向衰落。民信局与官方邮局的竞争促使官方邮局更趋商业化。民信局积极利用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而大清邮局则积极学习民信局优点,拓展业务范围。     

全球变局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

世界经济和科技格局变化是当前全球变局的重要驱动力,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新时代大国关系的常态,同时全球视野下的人类发展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形势下,以全球供应链的风险防范、国际贸易的摩擦、国际合作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海外重大工程建设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等为典型的全球治理问题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在对文献及相关项目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我国在此方向的发展基础及优势,最后基于相关领域专家的问卷调查结果,阐述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回收竞争下考虑CSR行为的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及协调

研究考虑企业社会责任(CSR)行为的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及协调问题,分别构建了单个第三方回收及两个第三方回收竞争下的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分别从企业与消费者两个视角分析了CSR投入对供应链成员的定价策略及系统总收益的影响,并建立了基于“收益共享”与“回收成本共担”相结合的契约协调模型。研究表明,两个第三方回收商间的适度竞争不仅可以降低产品价格、提升废旧产品回收效率,同时对提高企业的CSR投入水平以及收益水平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在契约参数的可行性范围内,“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契约在使供应链总收益达到最大的同时,还成功改善了每个成员企业的收益。     

竞争环境下的以旧换新策略

企业通过对拥有旧产品的老消费者提供以旧换新补贴能够提升自身销量与利润。然而,面临竞争对手时企业的以旧换新决策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文求解了先后进入市场的双寡头竞争企业所面临的以旧换新与定价博弈均衡,并分析了竞争存在与否对于企业以旧换新策略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面对竞争时企业的定价决策受到市场中老消费者比例、两家竞争企业各自新产品的创新提升水平、老产品的使用残值这四个因素的共同影响。第二,当老产品残值相对较低而市场中老消费者数量适中时,两企业均不提供以旧换新可能成为博弈均衡,而其他条件下,两企业均提供以旧换新为博弈均衡。第三,先进入的企业没有动机单独为消费者提供以旧换新补贴。第四,竞争对手的存在对于先进入企业自身的以旧换新决策与相应的定价策略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网络经济中反垄断法的定位:“放任”与“干预”的博弈

网络经济是21世纪创新性的经济形式,对国民经济影响巨大,被誉为国家经济的推进剂和国与国竞争的主战场。尽管存在“自然垄断说”的反垄断法豁免、网络经济中的垄断本身可能有利于消费者利益以及“竞争性垄断”是网络经济的固有特征等网络经济放任说的主张和理论,但网络经济竞争秩序的维护诉求通过反垄断法得以因应是网络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网络经济存在的固有弊端、网络经营者对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的实质限制以及网络安全对市场多样化的期待是反垄断法“干预”网络经济的重要考虑。     

红色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研究

红色旅游作为一个普通的旅游产品,按照市场营销学理论分析,它的发展轨迹没有遵循一般产品的市场运作规律,所以,红色旅游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保持持续发展,应有勇气在一些环节上从头再来。     

移动号码可携带(MNP)及其在中国的实施

作为促进移动通信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MNP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用。本文回顾了有关MNP的理论研究,对MNP的成本-收益进行了分析,考察了MNP的国际实践,分析了中国实施MNP的必要性,并对在中国实施MNP提出了政策建议。     

21世纪大学生应具备的心理素质

文章结合21世纪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对当代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及其应具备的心理素质加以论述。     

网络舆情评估EHA三维指标体系的构建

随着网络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网络舆情的评估已经成为评价和预警社会形势的重要指标.通过对现有舆情研究的调研和分析,得出由舆情要素、舆情热度和舆情活性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以及14个三级指标共同构建的网络舆情评估的EHA三维指标体系,并对各级指标给出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税负

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与支出竞争影响企业税负,其影响是中性的。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并考察了这种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间的差异。上市公司的税负整体上与财政分权程度呈U型关系,中央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没有显著关系,但地方国企与非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显著正相关。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竞争偏好差异,决定了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税负的U型关系。长期而言,应建立新型央地财政关系,赋予地方更多税权,合理引导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短期而言,改进税制才是降低企业税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