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网络舆论生态及其舆情治理

新冠疫情中的网络舆论生态在全球抗疫的国际舆论之下显现“中国声音”和“中国经验”,由此生成了复杂多元的网络舆情。只有充分发掘人类理性,尤其是中国式治理的启蒙精神,才能更好地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生产、生活目标,并探索出一条网络舆情治理的路径。为此,国家公共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构,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解决“疫情社会”出现的问题,要靠 “中国力量” 的贡献,还要靠“中国声音”背后理性的启蒙实践。     

疫情之下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2020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消费、投资两大引擎均呈现显著的负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章通过对“非典”时期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和互联网发展程度相比“非典”时期有显著变化,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电商送货、在线办公等数字经济产业是我国应对疫情不利影响、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稳定就业的新引擎。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各行业的深度融合,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     

Retrospective change detection in categorical time seri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methods of detecting change in the coefficients of a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or categorical time series offline. The alternatives to the null hypothesis of stationarity can be either the hypothesis that it is not true, or that there is a temporary change in the sequence. We use the efficient score vector of the partial likelihood function. This has several advantages. First, the alternative value of the parameter does not have to be estimated; hence, we have a procedure that has a simple structure with only one parameter estimation using all available observations. This is in contrast with the generalized likelihood ratio-based change point tests. The efficient score vector is used in various ways. As a vector, its components correspond to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parameter vector. Using its quadratic form a test can be defined, where the presence of a change in any or all parameters is tested for. If there are too many parameters one can test for any subset while treating the rest as nuisance parameters. Our motivating example is a DNA sequence of four categories, and our test result shows that in the published data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our categories is not stationary.     

魏晋南北朝时期疾疫研究综述（1980～2006）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疾疫的高发阶段,一些学者们对这方面的研究颇为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特点也逐渐呈现出来。总结经验,抓住薄弱环节,有助于此项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入。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安全,舆情治理关系民心所向。基于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网络空间呈现出前兆性缺失、全民性参与、持续性诱发的舆情特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辐射效应,造成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影响,导致了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信息、情绪和制度为视角的网络空间中,信息场域混乱导致信息失衡、非理性表达导致消极氛围、制度效能不足导致治理式微的实践困局,网络舆情空间乱象频发。疫情防控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应以维持信息生态平衡为基础重建信息场域,以引导正面社会情绪为指向重塑情绪氛围,以发挥制度治理效能为动力重构制度体系,以此构筑战疫精神堡垒,凝聚民族精神伟力。     

清末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考论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在清政府应对1910年末到1911年初东北三省鼠疫过程中,认识到亟须向国外学习先进的防控经验的前提下召开的。会议由中国倡议并主办,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34位正式代表参加。从1911年4月3日（三月初五日）至4月28日（三月三十日）在奉天（今沈阳）召开,其间共举行大会24次,形成决议45项,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为此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次国际会议也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公共防疫事业的发展。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是由清政府主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祈愿类俗赋举要(一)

俗赋除了具有铺写、用韵、虚拟等赋体特征之外,又兼有浅近、诙谐、实用等的俗文学性质。依俗赋的特质,可将其分为祈愿、诙谐、故事寓言、隐语、认知、铺叙、论辩等类。祈愿类俗赋有驱傩辞、上梁文、撒帐辞等民俗应用文。祈愿类的俗赋含有基层民众的生活愿望,表现出铺排的文学效果,兼具有民俗研究与文学欣赏的价值。     

慢直播的互动仪式建构与融合传播

新媒体疫情慢直播通过虚拟的身体在场,共同的关注焦点以及受众共同的情绪、情感基础,建构起互动仪式.受众在这种互动仪式中,形成对"云监工"等群体身份的认同,创造和共享符号资本,并获得抗疫信心等情感能量回报.新媒体疫情慢直播活动中,形成的情感传播模式及其收编兼纳青年亚文化的行为对主流媒体的融合传播具有借鉴意义.     

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及其治理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发,考验着各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易引发各种消极社会情绪,不仅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感受。以新冠疫情为例,群体恐慌、群体焦虑、群体愤怒、群体冷漠等消极社会情绪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利因素。积极调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国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必然要求。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所诱发的消极社会情绪具有普遍性、具体性、暴发性、感染性等基本特征,是在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经历情绪生成、情绪发展、情绪暴发和情绪传染等几个重要的演变阶段后所形成的规模化、持续性情绪氛围。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生成的内部动因表现在四个层面:社会需要激发消极社会情绪唤醒;风险认知催生消极社会情绪分化;心理预期促进消极社会情绪强化;从众心理引发消极社会情绪传染。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生成的外部效应体现在四个方面:利益冲突催生消极社会情绪的极化效应;社会公义引发消极社会情绪的汇聚效应;社会偏见强化消极社会情绪的期望效应;媒介传播引发消极社会情绪的扩散效应。科学把握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社会情绪生成机制和规律,加强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的社会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切实做好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消极社会情绪的调控,才能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社会情绪的治理对策包括:密切关注民众现实需求,阻断消极社会情绪源头;及时调整民众风险认知,实施消极社会情绪隔离;合理引导网络情绪互动,增进积极社会情绪趋同;充分保障情感支持系统,营造积极社会情绪氛围。     

禽流感疫情管理中的问题与挑战：一项基于家禽风险管理的实证研究*

以往的疫情报告表明,小规模养殖方式的存在是导致疫情爆发的主要根源。如何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实施监督是重建整个疫情规训设置的重中之重。然而,调查表明,现有疫情规训机制是基于现代养殖场的风险管理模式建立的,不论“知识-权力”设置,还是管理技术都难以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和散养方式实施有效监管。而且,在整个乡村,盛行着工业化养殖文化（现代养殖文化）和有机养殖文化（传统养殖文化）的话语权之争。因此,为了应对碎片化风险管理现状,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知识-权力”设置,而且需要重新定义工业化养殖文化,以克服现有“混杂性”小规模养殖方式的诟病,真正建立有效的疫情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