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构成初探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犯罪,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情形。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醉酒驾车单独负刑事责任的重要理论依据。醉酒驾驶机动车肇事犯罪构成重在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其中,醉酒驾车构成犯罪的主观心态是醉酒驾车肇事时这个特定时段的心态,行为人主观上应持有间接故意。醉酒驾车构成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法律已经明确,但有失笼统,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完善。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风险和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背景下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日益加剧,为取得竞争优势与市场占有率,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形成了多元化金融集团。这种多元化的金融集团是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存在的,有利于各类控股子公司共享资源、降低成本、增强整体竞争力。但金融控股公司由于控制金融资源过多,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影响力过强,其发生系统风险的危害性也比较大。如何实现对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风险监控,让金融控股公司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健康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反垄断法》规制行政性垄断及其现实改进

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特色和亮点,但《反垄断法》实施五年多来,在遏制行政性垄断方面成效并不明显。这是由于:反垄断法仅授予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行政性垄断的"建议权",将行政性垄断行为排除于司法诉讼之外,规定了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情况。为此,亟待健全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制度,重构科学合理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体系,还有必要进一步整合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论发展低碳经济的减排政策工具

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各种减排政策工具应运而生。根据作用效果的不同,可分为抑制排放的政策工具和鼓励促进低排放的政策工具。在抑制排放的政策工具中,碳税和碳排放交易采用了不同的政策机理,碳税更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碳排放交易则更适用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经济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在鼓励促进低排放的政策工具中,通过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差别定价等措施,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发挥重要作用。     

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

经过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国法院始终没有摒弃那种通过行政审批来进行司法决策的惯常作法。这既造成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也使得合议制度变得难以实施。这种司法裁判的行政审批机制之所以盛行不衰,首先是因为法院普遍存在着司法裁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混淆问题,使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官员难以与普通法官平等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在现行司法程序中没有建立一种"通过诉权来制约司法裁判权"的机制,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的制约。     

2011年下半年中国传媒法治发展报告

2011年下半年,我国对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法制建设逐步推进、互联网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继续发展、著作权保护加强、媒体名誉侵权认定仍存在争议、个人信息保护日益受到重视、舆论监督出现新特点和新问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研究

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依靠是法治。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积极构建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机制。重点是坚持依法完善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自治的法律制度,保障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活力不断增强,构建有利于夯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基础;健全综治信访和维稳的法治机制,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强化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责任,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强化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机制建设,坚持完善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突机制,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监管法治机制,保障公共安全预警防控体系高效运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实现依法推进。     

日本电信价格规制评析

日本政府在电信民营化和电信规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充分吸收了欧美等国电信价格规制经验。经过多次法律调整和制度完善,逐渐形成了现行的以基础电信服务、指定电信服务和特定电信服务等公共电信服务为规制对象的价格规制体系。在实行价格上限规制的基础上,日本电信市场逐渐形成了全方位竞争的市场格局。     

公司资本犯罪刑法规制的有限性及其抗制——兼论刑法与公司法关系之协调

我国刑事立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的规制作用极其有限。原因之一就是刑法因缺乏与公司法的衔接与配合而产生的立法疏漏,并进而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难和不当。而我国公司立法的不完善,构成了我国公司资本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的重大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了刑法对公司资本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因此,应协调刑法与民法、公司法的关系,加强刑法与公司法交流与配合,以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