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一般适用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承接消费者与经营者双边市场上拥有技术优势,在网络交易法律关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确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不真正连带责任和主观连带责任情形下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一般规则,既符合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的目的,也可以弥补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民事责任适用性规则的缺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对区别于职业打假人的以消费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者给予特殊保护,明确其拥有向经营者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主张损失2倍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可以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的确立构建出必要的平台治理模式,能让我们充分发挥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作用,保障网络交易安全。     

分级诊疗背景下考虑病人选择行为的差异化定价

在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并不充沛的现状下,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政府一直在积极探索医疗改革的方向。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病人就医选择的不仅有价格,也有医疗质量、就医体验等其他因素。此时,差异化定价——包括医事服务费的分层定价和差异化医保报销政策推动下的分级诊疗被认为是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渠道。通过考虑病人选择行为,研究我国分级诊疗背景下的差异化定价问题,分析分级诊疗下病人的转诊情况、病人收益、医院收益、政府支出。差异化定价可以有效影响病人到基层医院还是大医院就诊的选择,并且通过调整定价策略,政府可以探索出一条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在各方收益都不受损的情况下,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清代民间舆论对洋银流通的认知与因应

明末清初,外国机制标准化的银元开始大量进入东南沿海商埠,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结算货币,内陆及边疆地区亦行用日广。对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进行文献梳理和分析总结,发现当时民间舆论对洋银流入的认知和应因大致可分为3个层面,首先是从流通传播层面介绍洋银的形制及其在不同区域的使用情形,其次从认知接受层面展现时人对洋银流通的看法,最后是从应对行动层面来看洋银流通引发的问题、各省自铸银元的实践和清廷币制改革的过程。舆论对洋银流入的种种反应,呈现出社会层面对外来货币的认知逐步加深,并提出仿铸以取而代之,实现货币主权的迫切希望。总体来看,随着对洋银流入这一货币现象认识的加深,舆论的焦点也从通货本身逐渐延伸到货币制度改革的讨论。事实上,舆论的高涨对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应对举措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从清季政府行动层面来看,几乎都围绕着禁止或仿铸之争、自铸银元、改革币制而展开。     

激励性规制理论与实践研究新进展

激励性规制尤其是价格上限规制是当今西方国家运用最为普遍的的规制方法.虽然传统的规制理论在定价等方面取得较大发展,但是并没有直接的涉及激励问题.规制目的在于激励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激励性规制理论下的价格上限规制取代了传统规制理论下的回报率规制,从生产效率、成本效率、投资三个角度归纳总结激励性规制的实践效果,尤其在激励企业降低成本方面取得明显的成效.     

基于VAR模型的知情交易者信息性交易概率研究

选取CCER提供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从2003年7月1日到2003年12月31日的分笔高频交易数据,构建了包含较全面信息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得到了信息性交易概率代理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信息性交易概率约为0.172 713;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价差越大;信息性交易在日内大约呈一个U型的走势;公告前的信息性交易概率最高,随着公司公告的发布,信息性交易概率减小,说明信息披露有利于市场增大透明度。     

中美电力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电力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世界各国无不把其列入政府管制的范围。中美两国虽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电力管理体制的设计却可以相互借鉴。因为电力管理体制的设计虽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政治体制的制约,但它更是科学管理理念的产物。改革前,两国都采用的是垂直一体化的电力管理体制,但这相似的体制背后却又很多的不同;改革后,两国的改革目标相同,都是要建立竞争性的电力市场,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却有很大差异。中美两国都是当今世界的电力大国,对两国的电力管理体制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更好地促进彼此的电力管理体制改革。     

知识诚信与知识产权:学术不端法律调整的理论思考

学术不端的行为主体——知识创造和传播主体应享受的学术自由和学术领域的自治要求使得法律调整学术不端时只能限制于程序领域而不能判断具体学术问题,否则便是干涉了学术自由。学术不端与知识产权侵权没有必然联系表明知识产权法虽然能够调整部分学术不端行为,但是受到很大局限。通过分析知识诚信与知识产权的联系与区别,揭示了法律不能有效调整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源。     

关于政府管制的新思考

金融危机促进了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的新思考。政府管制内在的产生权力扩张的冲动,与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主义产生冲突。政府管制中的利益博弈也影响着对管制的认识。限制政府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削减政府,而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更好地为公民服务,一个小却无能的政府绝不是宪政主义的选择。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大＂还是＂小＂,而在于适应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政府权力和规模的发展。管理、政治、法律途径的整合要求政府管制要以服务为中心。     

专利打包许可中过期收取许可费的法律规制

专利技术打包许可中过期收取许可费常因总销售许可费这种许可费收取方式而产生,具有一定合理性。鉴于打包许可和总销售许可费产生的效率,法律对打包许可中过期收取许可费的规制应不同于对单个专利许可的规制。专利法、合同法以打包许可中的过期收取许可费是否为专利权人利用专利权强迫被许可人所为作为构成专利权滥用的标准;而反垄断法对此分析主要关注专利权人过期收取许可费是否不合理地将其市场力量延伸至专利权期限届满后并产生限制竞争后果。     

经济转轨三十年：中国经济法学的嬗变与新生——以“国家调节理论”为主要考察视角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自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法学迄今走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也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文章具体分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我国经济法学的嬗变与新生,概括了以“国家调节理论”为代表的新理论在对我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大经济法观点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法学成长与日趋成熟的导引和促进作用,并初步探讨了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未来之路,以期当前中国经济法学能鉴往知来,多一份冷静和理智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