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国美之争为例

以国美之争为例,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即经理人制度不完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规定不足,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缺位等,进而给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几点建议,即完善经理人制度、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以及积极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山东为例

采用1986²009年的数据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总产值表示的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农业经济发展是农业金融深化率的格兰杰原因。进一步协整分析发现,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业经济发展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农业金融深化率却与农业经济的发展呈现了反向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的短期变动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正向影响。综合而言,山东省农村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在一些方面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抑制作用。     

中小型出口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研究

汇率变化始终影响着出口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以中小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为切入点,阐述了其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营风险,并指出其汇率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汇率风险意识淡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缺失、银行业务有限、政府服务滞后等。面对日益增大的外汇风险,从企业自身、银行和政府三个层面提出了中小型出口企业汇率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措施：重视汇率风险管理,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强化汇率风险意识,建立严格高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培养风险管理人才,健全风险管理体系;积极利用多种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提高防御汇率风险的水平;依赖银行积极参与合作、政府保驾护航,实现稳健经营、健康发展。     

从“中间制度消失论”看我国汇率制度的取向

简述了汇率制度的作用及涵义,论述了"中间制度消失论"的基本思想及发展过程,分析了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和金融市场国际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亚洲金融危机"中东亚五国汇率制度的安排,并对比了各种汇率制度在抵御金融危机中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指出: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可供选择的汇率制度只有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硬"的钉住汇率制度,强调我国现有的汇率制度已不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了我国汇率制度的取向和应采取的对策。     

中美消费税法比较与WTO体制下中国消费税改革

消费税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纷纷进行税收法律制度的绿色改革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受到青睐。美国的消费税法历史长,现已相当完善,我国的消费税法历史短,在立法、征税范围、税率、税负、纳税环节等方面存在不足。通过对两国消费税法进行比较研究,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找出差距,适当调整我国消费税法,与国际接轨。这不仅可以缩短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也符合WTO对其成员国的要求。     

九十年代国际投资形势分析

本文根据波斯湾战争前后的资料,对国际经济及投资形势作了一个概略的分析。内容包括:对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及投资去向的分析;苏联、东欧政治局势变化对国际投资流向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同我国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投资去向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其中重点分析了日本、港台地区及东盟国家的情况,并提出一些看法。     

1978-2007年中国TFP的估算和分析——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

该文运用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我国1978—2007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1978—2007年期间,各省市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加3.7%,其中东部地区增加4.3%,中部地区增加3.2%,西部地区增加3.6%,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技术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深化时期比改革开放初期时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且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生产效率提高大于技术水平提高,改革开放深化时期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生产要素使用效率负增长。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财税政策

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是商品供不应求的简单经济矛盾引起的,而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经济失衡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虽然能暂时起到抑制投资过热、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不能解决我国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经济矛盾.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不仅需要采取"从紧"控制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需要从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矛盾入手,采取"从优"调整结构的财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