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投资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长期以来西部投资环境质量差,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新形势下西部要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首要任务就是改善投资环境。在投资环境建设中应注意把硬环境与软环境同时抓,依据各地区发展特色经济的要求有针对性地、长期不懈地建设投资环境,并且尽快建立西部投资环境指标评价体系,以促进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     

论外商逆向避税

本文分析了外商在我国逆向避税活动的特征，探讨了外商逆向避税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危害及我国反逆向避税应采取的对策。     

多元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两国近年来双边贸易争端的核心。造成两国贸易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汇率、国际分工、整体经济失衡及FDI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影响两国贸易差额。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汇率水平、中国近年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大量的FDI流入对中美贸易失衡都有影响。调整两国贸易差额需要多种手段,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很难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质量及制度差异对FDI的流动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质量、历史经历及加入相关组织对FDI流入具有重要影响,但在不同国家具有显著差异。在高、中收入组,FDI更多的受＂市场＂因素驱动,而在低收入组,FDI存有依赖＂政府庇护＂寻求发展的＂非典型化事实＂;与高收入组相比,FDI在中、低收入组具有更为明显的＂制度接近性＂特征。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准则颁布的股价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不断加快,房地产业飞速发展,现行的有关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准则已不能适应地产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了投资性房地产的正式准则,这是我国会计准则在制定上趋于国际化的一种体现.新准则的颁布,在市场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应.就投资性房地产会计准则的颁布对公司股价的影响作了一些探究,以期有利于准确评价准则实施的可行度,及有裨于我们正确理解新准则.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研究

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基于本地的研发投入所形成的自主创新;二是基于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及消化所引发的二次创新。在明确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机理,并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过程中吸收能力的影响基础上,选取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通过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的技术创新;我国东部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技术创新能力则具有阻碍作用。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规模农户病虫害防治机械投资及其效应

利用江苏省水稻产业体系对规模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作业质量风险认知和作业及时性风险认知角度出发分析病虫害防治环节影响规模种植户机械投资和投资水平的原因,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分析投资机械自给服务对农户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规模种植户是否进行机械投资以及投资水平不仅受外包服务作业质量风险认知的影响,农户对于外包服务作业的及时性风险认知也是影响其机械投资的关键,并且农户的风险规避程度在风险认知影响病虫害防治机械投资决策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规模农户投资病虫害机械自我防治可以显著提升农业产出水平。     

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对策研究

本文系统分析了制约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因素,提出了相关发展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