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研究

通过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的贡举(科举)实际上是作为荫位制的一种附属形式而存在,从这个侧面可以发现日、唐政体的异同,探究古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     

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

经过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国法院始终没有摒弃那种通过行政审批来进行司法决策的惯常作法。这既造成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也使得合议制度变得难以实施。这种司法裁判的行政审批机制之所以盛行不衰,首先是因为法院普遍存在着司法裁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混淆问题,使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官员难以与普通法官平等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在现行司法程序中没有建立一种"通过诉权来制约司法裁判权"的机制,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的制约。     

多媒体崇拜症：成因及对策

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总体上可冠之为＂多媒体崇拜症＂。这种症状的产生成因复杂。其中既有特定时代背景下某些社会思潮的影响,如＂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和技术使用上功利主义态度的影响;也有施教者和管理者素质上的不足,尤其是精神上的懒惰;更与当前大学的行政化办学体制有某种内在的关联。要克服这种症状,目前可做的工作重点是端正对多媒体使用的看法,提高多媒体使用的技术水平,并且在教学评价上要注重平衡。     

晚清南洋海军经费管窥

1875年,清政府决心大治水师,李鸿章负责北洋地区,沈葆桢负责南洋地区,并由户部指定海防专款四百万两。从1875年到1884年,南洋海军每年约经费四、五十万两;中法战争后,南洋海军经费有所上升,但此时军舰增多,实际军费并没有增加。甲午战争后,南洋海军,经费与第二个十年基本持平,日益走向衰落。     

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约束因素及其对策(上)

社会公平和价值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机制。历史、国际经验、理论史和人类近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在加剧,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在任何条件下,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会存在绝对公平和公正,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不恰当的市场运作将加剧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公正。政府公共服务是自工业革命,特别是19世纪以来人类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而采取的积极措施,社会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使政府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到目前为止,完善市场体制,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推动公众最大限度参与社会事务是人类应对不平等加剧的最佳选择之一。规范市场,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鼓励全社会参与,是消除社会不平等差距的基本手段,任何单一的行动都不足以应对人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也都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被公认为是“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然而,当我们考察中国传统道德的概念以及为德的目的、价值、动力、调控手段和约束机制时,我们会发现,在道义论的大旗下,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仍然隐含着功利主义思想。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道德传统,一方面使道义论的道德要求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践履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使现实生活中的功利追求、感性欲望被控制在道义、理性的轨道上。但是,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道德传统带有某种“欺生性”、“他律性”、“非纯洁性”的特点,成为“聪明人的远虑,”失去了道德固有的理性自觉、情感自愿的特质。     

WTO下的政府转型与公共行政

行政应当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 ,行政定义中的国家行政的权力意识应当弱化 ,而向以公共性为最本质特征的公共行政靠拢。同时 ,公共行政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 ,也依赖政府在政府义务、行政规则、行为方式和行政手段四个方面的转变     

司法正义理念的溯源及证成

追溯西方法政思想史,司法正义、法律正义、社会正义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勾联。权力分立与制衡的观念构成司法正义的前提,古典的自然正义思想赋予了司法的正义属性,正当程序从程序正义上保障了司法正义的现实性。司法正义理念的有效整合需要反思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二元对立,发挥报复性正义与恢复性正义的互补机制,实现立法正义、执法正义与司法正义的合理衔接。     

困境与解局：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而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中之重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当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民本至上、服务为先”施政理念缺失;重经济管理,轻社会管理的职能偏好难改;财力与事权不对称,基层公共财政步履维艰;公众参与机制滞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张力不减以及法治行政失范,公共权力异化等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