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社区治理模式的特征及启示

本文从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入手分析澳门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研究发现澳门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组成的治理主体权责分明、各尽其事,运用社会工作、公民教育和咨询协商等治理路径为澳门社区居民构建美好家园、和谐社区,这些突出特征为反思中国大陆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路径有效性提供重要参考.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及创新性发展

人化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新陈代谢关系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消灭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准则.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价值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夫妻一方举债案件中的当事人确定和嗣后救济

“夫妻共同债务”与 “连带债务”在债务发生原因和债务履行上存在差别,对其进行诉讼时,诉讼形式应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当债权人仅起诉名义举债人一方时,可能构成诉讼被告不适格。借鉴德日诉讼要件理论,法院可以对当事人适格问题进行“职权调查”,但所采用的诉讼资料应遵循“辩论主义”。在此基础之上,应明确法院的释明权适用情形,即通过对已经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进行释明来改变诉的不合法状态。若因法院在此审判阶段释明权适用不到位,而最终不合法的诉获得了无法顺利执行的实体判决,债权人想要获得圆满救济仅能依靠再审。     

高质量联结与员工工作创造力的关系探究

我国关于工作创造力的研究较多,但针对人际情境以及社会网络对工作创造力影响的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领导、同事等的作用探讨方面,而从积极工作关系视角探讨其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匮乏。高质量联结具有关系张力、高情感承载力与联结力的特征,可以使交往联结双方体验到活力、相互交融与积极关照。通过梳理和分析224份员工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高质量联结对员工工作创造力、工作意义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高质量联结对员工工作创造力的影响中,工作意义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在高质量联结对工作意义的影响中,亲社会动机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应该建立和强化组织中的高质量联结,不断提升员工的工作意义,努力激发员工的亲社会动机。     

农村幼儿园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的纵向调查——以我国西部S省为例

家庭和社区参与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是乡村振兴计划的基础。通过对我国西部S省农村地区的两次实地调查发现,受该地区园所特点、教育政策和传统观念等的影响,农村地区幼儿园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总体较低但也有所改善,对家庭资源的运用高于社区资源,对社区历史文化资源的运用较为薄弱。基于此结果提出了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是农村幼儿园发展的必然选择;利用政策杠杆发掘农村地区家庭和社区资源;职后培训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的实效性等建议。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行政诉讼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论——以“尹荷玲案”为核心

“司法审查有限原则”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这导致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争议。“尹荷玲案”不但证成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的正当性,而且明确了该判决适用的“双阶要件”,即“理由具备、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的一般要件,与“法效果唯一性”的特别要件。其中“法效果唯一性”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羁束行政行为,二是行政裁量收缩为零,这恰与《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给付判决”与“履行判决”的规定相契合。纵观司法实践,重做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形成了“程序性判决—提示性判决—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3种判决方式,体现了三者功能的相似性。作为实质化解争议的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也彰显了司法推动制度发展的功能。     

从“嗑瓜子事件”看教师教育惩戒权规制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班主任有权采取适当方式批评教育学生，但对何谓适度并未作出清晰界定。因此，班主任批评教育学生时容易将惩戒越界为体罚，同时，因为缺乏评价标准，涉及惩罚学生的事件往往成为舆论热点。2014年底，湖南省娄底卫校某班主任因惩罚学生而引发的“嗑瓜子事件”，迅速成为网络热点，再次证明了规制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必要性。应在坚持反对体罚的前提下，厘定“教育惩戒”与“变相体罚”两个概念的关系，并对教育惩戒权行使作详细规定。     

The complexity of diversity and importance for equitable philanthropy

The current U.S. climate of racial and social injustice has prompted a renewed call for diverse and equitable ways to rethink community philanthropy. Community foundations are vehicles for community philanthropy which offer vast benefits for social improvement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nsures these organizations fulfill their mission, making decisions on funding priorities and holding the organization functionally and fiscally responsible. Drawing on constructs of diversity and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and a case study of Florida community foundations, we suggest that diversity is understood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e presence of diverse board members may be linked to advancing the interests of diverse communities and in achieving outcomes that assist in the needs of certain social groups.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of diversity can improve foundation and philanthropic effectiveness and bring broader social change by promoting equity and social justice among community‐based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