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葛兰西基于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了一条总体性、内在性的、渐进性的文化变革途径,这一理论突出了知识分子在实现文化变革和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化困境普遍化的当今时代,文化变革已经具有了直接的社会变革的意义,通过知识分子化获得文化领导权也几乎成为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因此,为了能够引领文化变革,知识分子重要使命就是克服自身严重的分化状态,使自身和社会实现知识分子化,从而克服文化困境,进而推动社会变革。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女性犯罪

当前我国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时期,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角色的变迁、社会地位的分化、社会整合力的减弱以及社会流动的加速,是当代女性犯罪不断上升和蔓延的重要原因.本文从社会变迁角度探讨当代女性犯罪的复杂成因.     

白先勇短篇小说中意识流创作手法的流变

白先勇尝试运用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技巧——意识流创作手法始于与台湾大学外文系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以后，随着作家自身经历的变化和对意识流创作理论认识的深入，其笔下意识流这一创作手法呈现出鲜明的“模仿试睑一成熟定型——在扬弃中提升”的变化轨迹。     

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利益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民族利益不断演变,有其内外部因素,特别是对国家政策转变,即从“直接利益”分配到“利益机会”分配的转变中,对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利益的影响。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也在加快,城市里的民族成份和少数民族人口的不断增多,各城市社区传统的族群团体被频繁流动的人口冲击,打破了原来的人际交往圈,尤其是打破了原有的民族社区,这个过程涉及到各民族成员切身利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好坏。具体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利益演变研究,这是一个更加微观层面上的问题。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新编《镇海县志》序言

镇海自五代始即已建县,在县治的一千余年中,她的地名曾数度更改,她的土地更是有沧海桑田之变化。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镇海又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镇海县境虽析为宁波市治下的镇海区和北仑区,但这部新编的最后一部县志似可为镇海县千年历史的全面而真实的记载和总结。     

“未预结局”：一个壮族社区社神信仰的断裂与重拾

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处于乡村社会之中的民间信仰体系经历着两次较大规模的由断到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状态，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众宗教生活史。该研究集中对此两次“未预结局”现象进行讨论，通过其在一个壮族社区生活场景中的具体呈现，以展示出前后两次断裂与重拾的实际状况，尽力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与当地人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谁的乡村建设？——基于乡村建筑变迁的观察和思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乡村建设中农民房屋建筑类型从特质性的“匠心独具”到同质性的“千村一面”，再到异化性的“自厝同异”变迁路径，反映出传统文化的保护危机，也深刻揭示出建筑变迁背后暗藏的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多元矛盾和博弈。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主体性被消解，成了被建构的对象或客体，而地方政府却不断强化构建主体的身份认同。事实上，当前乡村建设呈现出五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为城市消费者休闲情趣的乡村建设；二是为城市中产阶级家乡情感的乡村建设；三是为地方政府凸显政绩的乡村建设；四是为开发商投资回报的乡村建设；五是为农民生存利益的乡村建设。不同参与者均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介入乡村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建设的发展走向。因此，要处理乡村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强化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身份，赋予农民对乡村建设事务的话语权与决定权。     

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政治变迁——以余江血吸虫病防治为中心

1958年余江县在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病，树立了全国“第一面血防红旗”，创造了世界血防奇迹。作为地域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县域政治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表明:高层领导对血防持续不断的关注和督促，为余江血防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政治压力和政治变迁动力；历届县委、县政府都把血防作为“一把手工程”，视为“最大的政治”，使余江县域政治带有浓厚的“血防”色彩；县党政机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完成了血防领导机构的常规化和党政机构的血防化；余江是我国出台血防政令最多的县份之一，血防在余江县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血防塑造了余江地域政治特色，它使得余江县域政治带有明显的血防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