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时代关于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审思

在大众传播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正遭遇新的语境、面临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大众传播对主导意识形态价值的消解、大众传播效应对主导意识形态导向的弱化、大众传播对主导意识形态影响的削弱、大众传媒公信力对主导意识形态权威的牵制、"数字鸿沟"对主导意识形态传播的掣肘。只有实现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的良性互动、和谐共生才是解决主导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所在。     

石家庄市大气颗粒物与能见度相关性研究

运用计量地理学相关分析的方法,以石家庄市2009年12月~2011年1月数据为例,研究大气颗粒物与能见度变化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相对湿度与大气能见度呈显著负相关,与颗粒物质量浓度相关性较差;大气颗粒物质量浓度与能见度之间呈负相关,[0.43,0.65)μm粒径范围内二者相关性较显著.     

从“少数人”到“心智成熟的民众”--利维斯的文化批评与“共同体”形塑

不少学者对利维斯的批判大多立足于片面理解其“少数人文化”论,给利维斯扣上“文化精英主义”的帽子。然而,对利维斯“少数人文化”的理解必须结合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界定和批判,更不能忽视利维斯对“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关注和想象。利维斯批判的“大众文明”是工业技术发展带来的批量生产的文化后果,他所批判的“大众文化”并非指人民群众创造的民间文化,而是指商业利益驱动的现代传媒对大众的操纵、欺骗和误导。他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大众文明”时代的“文化困境”,光靠“少数人”的突围是不够的,而得到“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回应和支持,文化传承才有希望;因此,大学教育的各门学科都应该以培养“心智成熟的民众”为使命,文学研究尤应如此。“少数人”与“心智成熟的民众”之间的创造性合作就是利维斯对“共同体”的想象。     

透视30年代上海“大众文化”

1930年代的上海曾出现过短暂的"大众文化"的繁荣,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审美的转变,社会呈现出了浓厚的商业气息、浓郁的文化色彩.当时的上海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在社会发展环境、大众传媒、市场经济体制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而和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相比较,在文化结构、文化受众、文化形态上又有着许多不同.上海的市民文化只能说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前奏.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为处理“教案” ,清政府很早就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但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 ,处于弱势地位并只图苟安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持平办理”。从清政府制定“持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 ,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拳众 ,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 ,完全是一个规律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从交互主体性看议程设置理论的实践意义

本文立足社会转型时期的传播现实,结合当前舆论引导中新的特点,借鉴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的理论成果,对传媒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文章提出:有效的舆论引导是以体现引导和参与的主体互动为特征的,它不仅有利于提高传播主体的主动性、指导性和权威性,而且有利于增强接受主体的依赖性、自主性和参与性。     

发挥群团组织作用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群团组织是党委、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重要作用,通过群团组织的有效工作及群团组织作用的发挥,提高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略论民族传统节日的群众文化活动

本文论述民族传统节日的形成,以及民族传统节日群众文化的特征及其作用。     

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社会仿真分析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模与多主体社会仿真实验,分析研究了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对事态演变的影响。首先,构建了地方政府部门与社会弱势群体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模型结果表明了地方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将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基于昆明螺蛳湾商户聚集事件事态的演变过程,运用多主体社会仿真方法检验演化博弈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仿真结果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分析和案例结论。将社会仿真实验方法应用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直接导致了事态扩大趋势,同时也延误了事件处理的最佳时机。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群众观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而且更是调查研究和实践的结晶。文章立足于客观史实,以时间为导线,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学说为切入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诞生和发展。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总结出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才能取得成功的科学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