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领导风格与民营企业组织变革——案例的比较与分析

民营企业的管理现状和特征决定了其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进行组织变革,通过对两家背景相似的企业集团——远东控股集团和T公司组织变革的比较分析,发现企业家领导风格对企业变革的绩效有很大影响:相对于权威型、魅力型和家长式领导风格,变革型、交易型、民主型领导风格通过增强变革动力,降低变革阻力对变革效果产生更大的正效应。     

科斯定理与国家理论——权力、可信承诺与政治企业家

权力与可信承诺是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引入权力因素导致科斯定理不再成立: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权力的不可转让性消除了趋向最优谈判的压力;而有限承诺加大了谈判结果偏离帕累托最优效率的程度。因此,为了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需要分析那些拥有权力的个体的行为。这些人包括专制国家中的君主以及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等。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扮演着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发挥着关键行动者和“第一行动集团”的作用。权力和可信承诺是政治企业家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对于把握政治企业家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与健康乡村研究述评

以CNKI数据库中的311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以及Web Of Science平台中的716篇核心合集库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5.6.R2软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发现既有健康乡村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有乡村居民个体健康影响因素、乡村中的特殊群体健康、乡村健康风险与健康保障三个方面,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在议题设置阶段上有些许差别。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研究将集中于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关重点议题有:“大健康”理念下的健康乡村研究、健康乡村政策研究、健康乡村韧性度提升研究、数字化健康乡村研究。     

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

技术创新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能力,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社会资本对知识资本存在正向影响,而知识资本又对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通过对华南地区160家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对企业的社会资本、知识资本对技术创新的这种正向影响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通过对组织学习显著的正向影响来影响企业知识整合的能力,而知识整合对技术创新则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企业的内部社会资本必须通过知识资本的形成和整合才能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     

移动政府构建:技术进步与政府创新

移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变迁,催生行政生态的全新图景。这一方面对政府行政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孕育庞大的行政潜能。运用好这把双刃剑,既要避免技术沦为维护传统制度的工具,又要创新与移动时代相匹配的行政模式,关键在于移动政府构建,即从政府观念、组织结构以及驾驭能力三层面进行变革。     

多维视角下的组织惰性理论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组织惰性研究零散地分布于管理理论各学派的论述中,侧重于组织内部因素的分析;之后的组织惰性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随着组织生态学、新制度组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基于组织演化的组织惰性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组织惰性的内涵、生成与克服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探索。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组织的逻辑演进

组织的逻辑性演进对经济转轨的效率具有重要影响.1979～2002年,中国经济转轨在"有限经济性分权"逻辑下渐进式展开;政府角色先后呈现为"放权的强力型政府"与"放权的自律型政府".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转轨跨入"完善"阶段,在组织的逻辑演进方向的"设计"上,要突出两个重点:一是按照"一般市场经济"这一终极组织型态的要求推进"经济性分权"的深化;二是引入与分权型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国家权力约束的观念.     

领导-员工交换、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创新性实证分析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选取某地区6家科技型企业的245位研发人员作为研究样本,探讨领导-员工交换、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创新性的作用机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领导-员工交换、组织支持感与员工的内部动机正相关;内部动机在领导-员工交换与员工创新性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正向调节内部动机与员工创新性间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揭示了企业与员工间良好的社会交换关系,对激发员工创新性的重要作用。     

企业型社区转型的组织嵌入与路径依赖

我国社区转型的类型是多样化的,企业型社区兼有单位科层制传统、盈利性组织双重特点。社区建设的目标受企业型社区组织的路径依赖所制约。基于此类社区的嵌入性架构,企业型社区嵌入企业组织中,形成多层次路径依赖,分别表现在资源的依赖性、组织制度的同构、双重嵌入性等多个维度,社区与企业之间形成的规制型和文化——规范型两类制度关系,共同构成了对社区建设的利弊影响。     

被害人利益的维度考量之刑法意义思考——以亲告罪为视角

随着"被害人学"的勃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权利救济等在刑事政策的变迁中得到彰显,由此影响到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与考量。反观我国刑法,除了亲告罪,几乎没有对被害人主体利益特别是自我决定的尊重与保护,这不利于扩张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贯彻刑法谦抑性理念。为了让被害人利益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彰显,不仅要在完善亲告罪立法体例基础上适度扩张其适用范围,还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适度的法定化,明确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并就被害人对身体健康权的承诺进行限定,以与新增设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设置保持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