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交易法律制度改革研究——以我国首部地方公共资源交易立法为例

我国现行的公共资源交易体制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改革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文章客观评价了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法律制度改革,提出公共资源交易法律规制改革应当遵守的原则以及相关制度完善的建议,以期合肥市能构建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立统一交易规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新监管制度和监管措施。     

贵州省农业保险发展的困境及支持政策研究

贵州省情特殊,农业保险的发展较为艰难。本文在阐述贵州农业保险开展现状的基础上着力从农户视角、保险公司视角和政府视角全面分析贵州农业保险开展中存在的需求、供给和支持困境,并依次从农户的需求行为、保险公司的供给行为和政府的支持行为三方面探析贵州农业保险发展困境存在的原因,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提高贵州农户农业保险需求、促进贵州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供给和加强贵州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支持的政策建议。     

公司资本犯罪刑法规制的有限性及其抗制——兼论刑法与公司法关系之协调

我国刑事立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的规制作用极其有限。原因之一就是刑法因缺乏与公司法的衔接与配合而产生的立法疏漏,并进而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难和不当。而我国公司立法的不完善,构成了我国公司资本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的重大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了刑法对公司资本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因此,应协调刑法与民法、公司法的关系,加强刑法与公司法交流与配合,以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对十七届五中全会有关乡村文化建设内容的思考

乡村文化是我国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探索乡村文化建设的对策和路径显得尤为重要,最终目的在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化解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总量不足、结构失调、供需矛盾、主体失衡的困境。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主要制度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既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重要制度环境,又是导致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供给主体缺失的重要因素。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就成为化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关键所在。     

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

经过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国法院始终没有摒弃那种通过行政审批来进行司法决策的惯常作法。这既造成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也使得合议制度变得难以实施。这种司法裁判的行政审批机制之所以盛行不衰,首先是因为法院普遍存在着司法裁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混淆问题,使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官员难以与普通法官平等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在现行司法程序中没有建立一种"通过诉权来制约司法裁判权"的机制,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的制约。     

杜甫处世为人特征论略

杜甫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主要源于为诗、为人两个方面．本文由其处世为人角度切入,对其思想基础、处世表现及其真实自我面貌进行了分析阐释．在对杜甫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对其为人处世的某些表现提出了新的看法,意在为全面正确地认识杜甫提供一些借鉴．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风险和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背景下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日益加剧,为取得竞争优势与市场占有率,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形成了多元化金融集团。这种多元化的金融集团是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存在的,有利于各类控股子公司共享资源、降低成本、增强整体竞争力。但金融控股公司由于控制金融资源过多,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影响力过强,其发生系统风险的危害性也比较大。如何实现对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风险监控,让金融控股公司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健康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反腐的选择与策略

中国治理腐败中越反越腐的困境启示我们,有效治理腐败的关键是及早发现腐败。被世界各国誉为反腐利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发挥着他律和自律的双重功能,特别是能监测官员的财产变动情况,及时发现腐败。因此,走向制度反腐的中国应全面借鉴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却充满艰辛和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领导层,同时也存在着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因此,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既需要领导层的＂奥德赛精神＂,自己捆绑自己的手脚,也需要谨慎的策略选择。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