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焦虑--焦虑本质的哲学心理学探析

焦虑是人类心理生活中普遍而恒久的历史话题和现实存在。哲学与心理学都对之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分离"与焦虑、"分离"与自由、自由与焦虑以及死亡(空无)与焦虑的关系看法的讨论,得出了如下观点:随着人生历程的进展,"分离"的意义不断变化;各种"分离"意义与焦虑都呈因果关系;"分离"与焦虑是人生永恒的主题;焦虑与人生发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以"分离"与焦虑为主线刻划的人生发展观点对于丰富我们对人生发展的理解具有深刻意义。     

《离骚》解题：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离骚》题解,歧义颇多,自古至今主要有25种,可归为三大类。这些解说中,司马迁的"离忧"说涵盖面大,也最切题;汉代班固、王逸及今人黄灵庚等人的解说侧重于《离骚》之一部分;钱锺书从创作动机角度对《离骚》进行解说,值得重视。     

A Paradox for the “Smooth Ambiguity” Model of Preference

Two Ellsberg‐style thought experiments are described that reflect on the smooth ambiguity decision model developed by Klibanoff, Marinacci, and Mukerji (2005). The first experiment poses difficulties for the model's axiomatic foundations and, as a result, also for its interpretation, particularly for the claim that the model achieves a separation between ambiguity and the attitude toward ambiguity. Given the problematic nature of its foundations, the behavioral content of the model and how it differs from multiple priors, for example, are not clear. The second thought experiment casts some light on these questions.     

日本入侵华北与昭和天皇

日本关东军强占我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之后,又加紧谋划侵吞热河,以武力胁迫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并积极向华北进行武力扩张,推进"华北分离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昭和天皇不仅清楚地了解整个战局,而且通过增兵支援、颁布敕语等方式认可并嘉奖了关东军的侵略行径,助长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蔓延。     

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可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上)

“第二代民族政策”没有新意;“第二代民族政策”观点举证严重失实;本文从理论到实际例证,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了质疑.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与重构

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意蕴是,最大限度地剥离土地承包经营权超载的、原本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法层面的生活保障功能和农村治理功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复完全的物权属性。由于现行法律将土地承包权的内容附着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进行一体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内容迁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将土地承包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是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复物权属性并达到改革目的的根本方法,其中土地承包权是成员权的具体权能,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这与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不是一个概念。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土地承包权而形成的这个新权利将具备包括抵押在内的完全的处分权能,其应当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名称,并应当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模式设立。     

青年群体中的新型城乡分割及其社会影响

户口制度改革的推进,使得原来的城乡社会分割有所淡化,但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城乡分割,这种分割导致青年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化,而且原来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城乡分割,被移入城市社会之中,在生活于城市的人们中建立起新的社会壁垒.这表明城乡的不平等没有随着户口制度的弱化而消除,相反,存在于老一代人中的城乡不平等传递到了青年一代身上,而且通过这种代际传递,城乡不平等固化为阶级的不平等.     

农村留守家庭研究综述

留守家庭是我国城镇化、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的产物,农村留守家庭对于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特征具有独特价值。基于劳动力迁移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国外留守家庭产生的原因,分析留守家庭现状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检视发现,中国农村留守家庭有其特殊性,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个体、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多重影响。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不仅源于家庭,更有复杂的制度、政策以及经济原因,要将留守家庭问题纳入到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来,创造农民举家迁移的进城市民化和就地集聚城镇化的制度环境和自由选择条件,才能解决留守家庭衍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