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户经济行为关系探析——以云南洱源为例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农户经济行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以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洱源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探讨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户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多维汇率联动期权跳——扩散模型及其定价

在资产价格服从跳——扩散模型,汇率服从不同跳跃幅度的不连续模型的基础上,考虑用无套利分析方法得到了期权应满足的随机微分方程,并由Feynman-Kac公式,得到了多种欧式汇率联动期权的计算公式;当汇率联动期权具有随机寿命时,进一步研究了多种欧式汇率联动期权的价格。     

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分异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扩展,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分异已然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通过对杭州市商品住宅面积、类型和价格分异的讨论,勾勒出目前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分异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透过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来探究居住空间结构分异的动力机制,以便提供一些居住融合的策略性建议。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改制后编辑出版的舆论导向探析

舆论引导的主体是能够产生思想、观念,制定出法律、法规、政策,并通过控制传播工具而实施对社会控制的国家,国家担负着舆论引导的责任.编辑出版媒体是一个信息的接受者与传播者,是居于国家、政党、社会组织团体和社会民众之间的中介工具,其职责在于准确、完整、快捷地传达所属集团的政策方针,并及时、客观地把社会公众意见反馈给决策者.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编辑出版媒体要引领时代风气,创造高级、先进的社会需求领域,准确、及时传播符合国家利益、代表社会发展进步的先进舆论,这是编辑出版业永远的职责和义务.     

非传统权力的扩张:软权力与结构性权力--约瑟夫·奈与斯特兰奇权力观的比较

权力论是国际关系学研究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苏姗·斯特兰奇和约瑟夫·奈基于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软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与"硬权力"是相对的,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苏姗·斯特兰奇则把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她强调结构性权力是一种权力拥有者能够改变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的能力.两种权力观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强的今天,这种非传统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形成非传统权力的扩张.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些非传统权力,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问题.     

正确认识结构性失业 积极推进大学生就业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普遍增大,就业问题更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高等学校应及时引导大学生,使他们能够正确分析形势,理性认识金融危机对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正确认识结构性失业;高等学校做好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对于大学生自身的成才和就业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指导好大学生就业是当前高校亟待加强的重要工作.     

计算气井储量新方法

提出了采用弹性二相法结合物质平衡方程作为计算全井储量的新方法。弹性二相法主要用于气藏开发进入拟稳态以后,要求压力和产量的测量精确,气藏的工作制度对弹性二相法储量也有很大影响,其计算可靠程度已被矿场实际证实;物质平衡方程在开发初期计算精度不高。将弹性二相法与物质平衡法结合建立多目标优化函数,该方法既能很好地应用弹性二相法,又能体现物质平衡,使得该方法适用范围更广,计算结果更可靠,对致密气藏具有更好的推广应用价值。通过实例气井动态储量进行的验证对比表明,该方法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实际验证是可行的。     

湿空气热力参数的计算方程

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提供的干空气和水蒸汽热力参数的准确值进行的拟合,在宽广的参数范围内给出了湿空气热力参数的计算方程。为制冷、空调、干燥和采暖通风等技术中湿空气的热力性质和热力过程的计算,提供了方便条件。     

村级协商结构的变迁与治理绩效

“威权式协商结构”既推动了村级协商的开展,又限制了村级协商的持续发展。以恩施州将律师顾问团纳入村级协商治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绩效。协商结构的变迁,一方面促进了协商行动策略的制度化,从而提升结构的稳定水平;另一方面实现了主体间关系的有序调整,从而提升结构的统合水平。因此,“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较“威权式协商结构”更易提升治理绩效。对比两种协商结构可知,两者的规范设定和资源调节方式不同,权力关系配置的差异是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构建“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要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引入“独立第三方”、重新配置权力关系以及运用法治手段四个方面不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