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秩序和美国对华新政策

本文论述美国１９９７年后对华新政策。文章综述９０年代起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的检讨,到１９９７年克林顿政府采取对华新政策,主要是稳定亚洲、中国大陆、台湾,以确保美国在亚洲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     

蒙古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蒙古国的民族构成以蒙古族为主,占总人口的90％以上,蒙古族内的十几个部族虽然在方言、风俗习惯和服饰上有所差别,但能自由交流。哈萨克、乌梁海、图瓦、霍屯等突厥民族只占6％多一点。蒙古国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是哈萨克族的迁徙问题。在1991-1992年间就有4.1万人迁居到哈萨克斯坦国。迁徙的主要原因：一是蒙古国历届政府对民族理论和民族宗教政策的研究落实不得力;二是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泛民族主义意识抬头。针对这种情况,蒙古国政府采取了协商解决一切问题的方针,及时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高位房价的理性分析

通过对房地产政策研究、房地产市场的调研,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期盼、舆论导向、居民资金投资行为的分析,阐明了目前高位房价的来源;参照国际惯例、居民经济收入状况,分析了房地产市场的承载力;从经济发展规律、政府政策指导研讨,剖析市场饱和度、居民购房能力,展望未来房产价格将稳中趋降。     

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的变迁轨迹——基于政策学习理论的简单考察

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主导的互联网内容监管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时间维度上监管力度渐强,在空间维度上监管范围渐广,在技术维度上监管措施渐多。早期面对新生事物时的迷惘混乱已被克服,整体思路开始明晰。监管政策的变化,体现了明显的政策学习痕迹。     

论中共二大提出"民族自决"的历史原因

本文认为,中共二大提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自决主张,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来自当时国际与国内、主观和客观诸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合力".     

家庭托育点管理实践及启示：政策工具的视角

家庭托育点的规范化对婴幼儿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文献收集和访谈获得既往管理举措和当前试点政策,运用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和总结,探究管理家庭托育点的背景、对象和措施。结果表明：家庭托育点因经济优势而被纳入管理,现有征求意见稿管理对象偏向小规模邻托,但试点和市场偏向较大收托规模;消防审查依托既有消防验收,师资准入要求偏低,质量监管依靠政府。管理建议：应根据收托规模区分小型和大型家庭托育点开展试点;完善三方协同的管理架构,设定专门空间环境要求,提高师资准入要求,建立综合质量监管。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从侵犯版权罪看英国刑事政策的变化——兼议我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奉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利用轻刑矫正罪犯,减少监狱压力。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犯罪全球化问题以及“严而不厉”政策的局限性,英国议会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犯罪实行“严而又厉”的刑事政策。本文将通过英国议会对侵犯版权罪的近几次修改,论述英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比较中英两国对侵犯版权罪在立法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析我国侵犯版权罪所存在的问题。     

房价波动、宏观审慎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运用QVAR模型和内嵌宏观审慎工具的DSGE模型,阐释了宏观审慎调控对房价波动的作用机制、政策效率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规范居民住房融资行为,削弱了抵押品渠道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实现了稳定房价波动和改善居民福利状况的调控目标。当存在供给侧价格黏性时,货币政策对房价波动作出反应有助于提升宏观审慎调控效果。因此,为实现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当局应采用盯住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宏观审慎调控,充分发挥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     

我国困境儿童政策优化与精准服务策略:文化敏感与需要满足

儿童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和依存性,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关爱保护和福利保障。近十年来,我国针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出现的失依、残疾、重病、流浪、贫困、受虐、监护缺失等类型困境儿童出台了一系列生活保障和关爱保护的政策,试图构建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以促进儿童的福祉和发展。但受制于专业人才配置不足、专业理论指引不强以及基层工作人员行政思维惯性固化等因素,导致困境儿童政策与服务层面均存在文化敏感性不足的问题,表现于注重对象资格识别而对对象内部需求差异关注不足;注重儿童工作网络建设而对福利传递效能关注不足;注重货币化救助帮扶而对专业服务提供关注不足;注重活动化短期服务而对全生命周期服务关注不足。因此,在探索困境儿童政策优化和精准服务创新过程中,很有必要在文化敏感和需要理论指引下,应采取服务理念更新、福利制度优化、专业人才配置、多元主体整合、整体性服务供给等策略,以促进中国特色的儿童福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