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我国通用航空法律制度问题分析

随着《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陆续发布,我国通用航空的市场已经逐渐明朗.与巨大市场形成反差的是我国关于通用航空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要保障通用航空的健康发展,认清我国通用航空现实的法律状况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是较为可行的方法.     

“大班委”班集体建设参与的尝试——以宿迁学院五系为例

"大班委"即是由除却常规班级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外,在院系学生组织任职的本班籍学生干部也参与进来所组建的"大"的班级管理委员会。本班籍的院系学生干部在班级的常规管理或学生个体的包容性发展乃至自助管理与服务过程中理应能够做到示范带头,并参与到班集体建设的系统工程中来,同时能够获得班级同学的认同,并以此强化院系学生组织干部的班级归属感与奉献意识,规避"舍班级求发展"的学生干部选聘的病态现象发生,是真正意义上班级同学与院系班三级学生干部的情感凝聚与有机团结。     

聚焦

我国技校就业率保持在96%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近日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技工院校近3000所,技工院校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一大批骨干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据悉,在技校中,技师学院有380余所,高级技工学校有340余所,在校生达380余万人。据了解,技工院校70%以上的在校生来自农村,是将农村转移劳动力培养成为新兴产业大军的摇篮。在开展学制教育的     

中国合作社社员资格制度界定与完善——基于博弈论和对新合作社法的思考

在合作社法新修订背景下,定义社员资格制度,通过比较选择开放社员制与封闭社员制,对中国合作社社员资格制度进行界定,并对新老社员博弈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合作社实行较为开放的社员资格制度,合作社可设置入社"一级门槛"增加社员的归属感和参与感,设置入社"二级门槛"可解决产权稀释问题。对于较发达地区或合作社发展相对成熟的区域,可加设"二级门槛";对于欠发达地区或合作社发展处于不成熟阶段的区域,可降低"一级门槛",不设"二级门槛"。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社员资格制度有助于合作社的规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带动小农户共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湖南湘西自治州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与完善对策

促进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是国家的政策导向,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湖南湘西土地流转的数量和速度不断增长,呈现出流转形式多样化、流转主体多元化的特点,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矛盾、流转承包权益低、流转纠纷多、土地流转"非粮化"的问题。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样流转形式;加强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规范流转程序,严格监管;完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并健全农村社保制度。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高校招生政治思想品德加分政策的演变及其分析

政治思想品德是否加分是与其在高校招生中的定位直接相关的,也是与整个评价体系是否采用总分模式直接相关,这一做法延续有其历史渊源。60多年来,从有明确政治取向,甚至唯成份论的高校招生走向以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平、公正为目标的高校招生是大势所趋。逆这一趋势的任何做法都难以获得公众认可,政治思想品德加分之所以备受质疑是由于这一做法与客观、公平、公正的准则直接冲突,以专业规则约束行政权力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