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放弃

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从小他父亲就希望他长大后能当一名出色的律师,但他在浪费掉父亲毕生的积蓄后,却从律师学校休学了。他父亲失望得流下了眼泪,并生气地对他说：“我看你这辈子都不会成功了!”     

民事诉讼代理视野下的“草根律师”制度——以成都地区为例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作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和保障。但是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劳动纠纷增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课题组通过大量的实证调研,拟从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基础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目前农民工维权的实际,在理论上初步构建“来自于农民工,服务于农民工”的“草根律师”制度,解决有关农民工劳动纠纷案件中的诉讼代理难的相关问题。     

关于我国构建公司化律师事务所的几点思考

公司化律师事务所是指兼有合伙与公司双重特征的,在性质上有别于传统的无限责任合伙,是特殊的有限责任合伙,属于现行律师法所称的"特殊的普通合伙",并在运行机制上采用公司化管理模式的律师事务所.公司化律师事务所集合了合伙制与公司制的优点,为国外律师界所广泛认可,成为目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律师行业中较为普遍采用的律师事务所的运行模式.随着中国加入WTO后法律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我国律师业开始融入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构建公司化律师事务所,通过律师队伍的整合,提升我国律师行业的竞争实力.     

我国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困境与出路

解决律师会见难这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痼疾,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细则,规定对侵犯律师会见权的实体制裁与程序性制裁措施,分离羁押与侦查职能,建立由人民法院主持的刑事辩护司法救济程序,并有赖于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的实现和办案人员法治意识、人权保障意识的普遍提高。     

对我国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兼论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律师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律师与法律援助制度仍不相协调并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除了提高综合国力以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转换观念以提高社会各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认识外,更为必要和紧迫的是应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     

律师拒证权制度之建构

在两大法系典型代表国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均享有拒证权。律师拒证权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我国现行立法在此方面存在缺陷,从建立法治秩序的需要出发,我国有必要建立这种制度。文章就如何在我国建构律师拒证权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     

试析民国时期法官与律师之间的“隔离带”

为了解决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不良关系给司法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民国司法部和司法行政部制定法规禁令,在法官与律师之间构建了一道“隔离带”,即对法官与律师在社会交往和职业流动方面做出限制和约束.这一举措包含着制止司法腐败、力图实现司法公正的用意,但由于受政治环境、经济状况的影响,加之法规禁令缺乏可操作性,这种隔离的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论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

<正>1996年我国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对抗式机制的审判方式,但没有建立与此相配套的健全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即控方向辩护律师开示证据的义务）的规定尤为不足,这已直接妨碍了控辩对抗和法庭审理的实质化,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于正义和效率的追求。     

我国刑法306条的批判及其救济路径

《刑法》第306条将主要为律师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施妨碍作证的行为独立规定为犯罪,并在其罪状上规定了更为严苛的行为要素和法定刑升格情节。这一立法存在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操作性与实效性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之下,我国司法可以通过刑事政策宽宥、实质解释限缩、严格刑事证明等思路,对其予以救济进而限制第306条处罚范围,但以上方法皆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第306条的终端解决路径在于立法重构,只有将306条和307条进行整合,并规定作为法律职业人的辩护律师,基于身份的违法和责任加重而应从重处罚,才能最终实现律师妨碍作证犯罪合理处罚的理性实践。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研究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做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但法律的立法体现并不等于法律的司法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目前还存在着多重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立法障碍。通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内容的概述,同时结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研究探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问题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