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元年复试案的党争背景考论

长庆元年(821)复试案是唐史学界引证和争论频度相当高的事件,全面考证有关史实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此案是唐后期弑君立君宦官势力集团通过培植朝臣朋党势力维护既得权益与尊君削藩势力斗争在权贵操纵科举中的外在表现.李德裕并非此案中的关键作用人物,但是他一向维护君国利益,因而成为朋党势力斗争的牺牲品.许多学者认为长庆元年(821)复试案是唐后期延续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之起源,而且将其归因于李德裕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的个人恩怨,这是值得商榷的.     

“带了镣铐的进军”:“且介亭杂文”的生成与艺术特征

鲁迅以“且介亭杂文”命名自己1934—1936年间的杂文，强调此间写作与“周围的情形”的密切关联。鲁迅用“且介亭”为题强调半租界的环境，不仅强调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上的杂糅与交叉，更强调资本市场与专制政府的合谋，尤其是其联手对革命文学进行的压制。在这样的压迫下，鲁迅的反抗也就具有了更明确的针对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且介亭”中想方设法写出诗史般的杂文并使之与读者见面，如何“带着镣铐进军”,是鲁迅彼时最重要的任务。换句话说，“且介亭杂文”本身就是鲁迅在这一阶段反抗和突破文网的成果，它们既是“且介亭”处境的体现，也是这一处境的产物，因而独具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与艺术特征。“且介亭杂文”一方面是“含胡”的，以迂回、智慧的斗争方式面对审查；另一方面，鲁迅在杂文和《故事新编》里都使用了借古论今的方式，取道历史而批判现实，这也成为其后期杂文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赔偿的路径调整与效果评估

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的战争赔偿始于1952年签订的《卢森堡条约》,其后经历了“以色列政府→纳粹受害者→大屠杀幸存者→边缘受害者”四次对象转变，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覆盖范围最广的战争赔偿事件。德国主动赔偿的意志和赔偿法律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在犹太人的视角下，接受德国赔偿并不意味着在内心宽恕对方，赔偿的价值在于物质生活的恢复和敌我关系的和解，最终回归正常的生活。德国对犹太人的赔偿使国际法视域下的“战争受害者赔偿”从文本跨越到实践，为彻底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可能性提供了历史证明，也足以证明“受害者赔偿”已经取代“战胜国赔偿”成为战争赔偿的重心。     

五四精神与闻一多抗战后期思想变化

“五四”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后期，闻一多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即与“五四”有关，是以五四新文化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为前提的。闻一多从“五四”的镜子里看出了历史的法则，因而他一改早年推崇传统文化的态度，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发起勇猛冲击。这在他，既是回到“五四”、又是踏上时代的潮头。闻一多通过“五四”的精神之桥，走向了“人民的世纪”。他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成为共产党人可以信赖的朋友。     

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研究

抗战后期，中共中央作出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配合向河南、华南、东南开辟根据地的军事部署，中共中央进行了大量的干部抽调、配备、培养等部署工作。在以军事斗争为主的形势下，党政军难以分野的现实决定了中共干部部署与向南发展军事战略的轻重缓急紧密相关，战略方针决定着干部部署，同样干部部署工作也影响军事战略的进展。至抗战胜利，中共中央的“绾毂中原”战略基本成功，控制苏、浙，创建五岭根据地目标却没有实现，其中的历史机缘可从干部部署工作中窥见一斑。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是一次建立全国政权的预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从石刻文献看家族变迁与唐后期幽州政局——以刘氏和朱氏为中心的考察

对刘氏家族和朱氏家族进行深入研究，有可能为我们理解唐后期幽州政局提供一些线索。新刊墓志、《房山石经题记》与传统史料的相互印证，提供了研究的条件。这两个家族原本为姻亲，根基深厚。朱泚执掌幽州节钺，“河朔故事”在幽州同样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朱氏家族在与朝廷的激烈对抗中削弱了自身力量及社会声望，刘氏不赞成与中央的战争，维护幽州本土的利益，从而社会声望大增，接替朱氏。刘济兄弟争权，刘总弑父杀兄，削弱了刘氏家族的力量，但刘总归朝才从根本上破坏了刘氏在幽州的势力，幽州政治精英集团也有了调整。从此幽州的地方社会缺少了一个像刘氏这样根基深厚、支脉广泛、颇具社会声望的家族。朱氏后人朱克融的上台可谓勉为其难，根基并不稳，最终引发军乱。填补这个空缺的幽州上层政治精英，都没有形成像刘氏家族这样的社会声望，彼此之间也容易陷于一种“均质竞争”的状态，从而使此后的幽州政局长期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