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产业演化的统计核算探析

从文化产业的演化角度分析,由于产业融合带来产业价值归类难以界定、网络文化产品提供者个体化和交易跨界化与隐性化、文化产业演化过程中组织规模过小,这些都使得文化产业统计核算难度增加.对此,应加强统计普查和调查工作,做好网络文化产品专项调查以及统计法规的切实实施,做好文化融合产业的相关归娄研究.     

新媒体时代韩国动漫产业发展环境构建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动漫与新媒体加速融合的趋势下,韩国动漫产业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动漫产业强国的地位,这得益于韩国政府营造的适宜新媒体时代动漫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韩国政府通过完善管理机制、进行产业定位和规划、健全法律法规、出台规范性和奖励性政策等来建设积极的政策环境;通过创新投融资体系、加快网络基础设施普及、推动产业集群形成、搭建交流合作和贸易平台、建立产业信息服务体系、开拓海外市场等来培育成熟的市场环境;通过转变国民认识偏见、提升产业形象、宣传动漫文化等来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产业发展环境的成功构建得益于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     

主旋律影视的大众文化认同——论“赵冬苓编剧”

新形势下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给包括影视在内的各种文化形式提供了发展的机遇。编剧困境是影响中国主旋律影视发展的一个因素。赵冬苓成功地打造了一个主旋律影视编剧品牌。"赵冬苓编剧"体现出三个特征: "文化民间主义"的特质,增强了大众文化认同的亲合力; 简洁有力的主题,赋予大众文化认同以明确的指向性; 坚实的戏剧内核,赋予大众文化认同以强大的驱动力。这一影视编剧品牌的成功富有启示意义: 营造大众性的文化认同的符码,是主旋律影视作品进入受众内心的锁钥。     

传媒上市公司经营业务与绩效关联性实证分析

本文以沪深两市12家典型传媒上市公司2009-2011年3年的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使用SPSS和Eviews统计软件,通过计量经济学面板数据模型,对于传媒企业经营业务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联性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传媒上市公司相关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而非相关多元化的开展则对经营绩效无明显影响.传媒上市公司在实施多元化战略过程中,应谨慎开展非相关业务,积极实施相关多元化,并注意洞察经营环境,注重多元化时机的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产业国际竞争立提升的理论,通过协整检验的计量方法具体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国际竞争力及对中国主要出口的三种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电子技术等三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有很强的正向作用。因此,继续吸引外商投资,可以较好的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对文化创意产业标准化战略的思考

标准具有技术与制度双重属性.文化创意产业要做到“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业态、实现创意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政府和企业必须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标准化战略,构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分类和统计标准、文化创意企业和聚集区分类标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标准等三大类标准.文化创意产业的标准化作为一种超越产品、专利、品牌竞争的高层次竞争手段,在其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专利和品牌是对一种产品的垄断,标准是对一个行业的垄断,得标准者得天下.     

产业集群转移研究综述

近年来,伴随着区域分工的不断深化,产业转移、产业集群与产业升级关系的日益密切,产业集群转移这一新趋势是产业集群与产业转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只有将产业转移与产业集群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对产业集群转移的研究提供较为全面可靠的理论基础及研究动向。基于此,对产业集群转移的内涵、动因、路径以及区域效应进行了梳理,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陕西省物流业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

运用投入产出法对陕西省三次产业和物流业做投入产出、产业关联、产业波及效应等进行分析,计算出各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列昂惕夫逆矩阵、直接前向关联指数和直接后向关联指数、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得出陕西省物流业与其他三次产业的技术经济关系,最后根据陕西省物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促进陕西物流业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国有资产流失的思考与对策——谈加强高等学校校办产业管理

高等学校产业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而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又由于投资分散,产权不清,管理制度不健全诸多原因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因而建立产权明晰的校企关系,优化投资结构,科学决策与管理是实现国有资产资本保全的重要途径。     

传媒转型的逻辑与使命

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发展中、市场化、全球化境况之中,这是对“传统—现代”这一转型模式的时代性解读。而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构成了中国转型的独特现实和全部问题。身处其中并高速发展的中国传媒,其实践形态、理论与实践,以及理论自身的发展,亦出现不适和断裂的现象。面临转型期的新情况、新矛盾,在工具性和商品性被充分认识和把握之后,如何发挥其公共领域的职能,为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提供话语平台,从而担负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任务,这是转型赋予传媒的历史责任,也为传媒自身发展提供了难以期遇的机会,这就需要传媒有所担当,以构建和谐社会来推动转型,从而实现向和谐社会的转型,这是传媒所肩负的转型与和谐的双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