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保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厉以宁教授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在对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研究比较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     

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

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极为密切,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利用PMG估计方法,选取美国东部10个州和中国中东部处于相似纬度位置的10个省的1992—2011年面板数据,进行对比的实证研究发现: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存在着一个长期均衡关系,而且由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经济水平和储蓄率等因素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产业的发展,以此可以规避发展陷阱和金融危机。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本文分析表明,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家庭社会网络与农户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9年3省9县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本文考察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户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家庭社会网络越广泛,农户储蓄率越低,即使使用不同的代理变量,该结论依然稳健;(2)收入越低的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对储蓄率的影响越大;(3)对影响机制的扩展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户储蓄率的作用会随着收入增长、正规金融发展及市场化的推进而减弱。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并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供初步的经验证据。     

美国个人储蓄率研究

本文对美国个人储蓄率国际比较偏低及近年来进一步下滑的原因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认为人口结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居民金融财富的急剧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上世纪90年代后期劳动生产率上升趋势、增加家庭进入信贷市场渠道的金融创新等是近年来进一步下滑的主要原因。对于将来调整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也作了认真分析。     

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

从纵向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储蓄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34％最高升至2008年的53％,目前仍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从横向看,2011年关国储蓄率是15．8％,日本是21．7％,欧盟27国是20．3％,印度是32％,巴西是17．2％,新加坡是51．5％,中国是50．3％。除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当前我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我国之所以保持如此高的储蓄率,主要有4个方面的原因：（1）我国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大,住户部门消费倾向总体偏低;（2）社保体系不健全,住户部门因此需为子女教育、住房和未来的养老、医疗进行大量储蓄;（3）经常项目的长期顺差推高了储蓄率;（4）政府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且两级政府大量参与投资活动。最后指出从民族文化传统角度解释我国储蓄率偏高说服力不足,并分析了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     

人口结构、房价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代际交叠模型和我国省际面板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论上得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呈反向变化,房价与储蓄率呈同向变化,具体机制是由于少儿抚养比上升和老年抚养比上升会导致家庭中的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父母储蓄变少,由于父母有利他行为会为下一代买房而储蓄,从而推导出房价与储蓄率呈同向变化,然后运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方程,运用两步差分GMM方法得出具体的影响.     

中国各地区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各省级行政区1989~2005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文章研究了各地区人口转变对各地区储蓄率的影响。分析表明,储蓄率和少儿抚养比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和老年抚养比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基于2000年各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和储蓄率的分析,证实了生命周期假说预言的储蓄率和人口预期寿命间的正相关关系。     

对我国资本流动性的实证分析: 基于储蓄-投资关系

通过对我国1978-2005年储蓄率、投资率与资本流动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资本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是流动性偏弱;对我国储蓄率与投资率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储蓄率与投资率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显示,当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通过反向修正以实现长期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