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资本流动性的实证分析：基于储蓄—投资关系

通过对我国1978-2005年储蓄率、投资率与资本流动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资本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是流动性偏弱;对我国储蓄率与投资率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储蓄牢与投资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储蓄率与投资率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显示,当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通过反向修正以实现长期均衡。     

基于SYS-GMM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29个省份20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人口结构指标引入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并用固定效应模型和SYS-GMM计量方法分别测算其对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考虑到老年抚养比在经济增长方程的内生性,我们还将滞后30年的就业人数比率作为工具变量来识别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结果显示老年抚养率对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口增长率对储蓄和投资有着负相关,但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工作年龄人口比率对储蓄率存在负相关,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但估计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在加入其它制度和人口变量之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定。     

公共财政与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英文)

本文将国有企业从“企业部门”中分离出来,与“政府部门”合并为“公共部门”,其储蓄率称为“公共部门储蓄率”;并将非国有企业与居民合并为“私人部门”,其储蓄率称为“私人部门储蓄率”。据此提出的中国高储蓄率的公共财政假说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储蓄率持续高涨,是由政府的赢利性动机及其对公共财政职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推动的,并带来了公共支出的不足。结果,居民和非国有企业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利用我国1996--2006年30个省面板实证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此假说。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储蓄水平队列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数据对城镇居民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队列效应的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属于不同队列的城镇家庭在储蓄水平上都呈现出相似的“U”型年龄分布,即中年家庭（40－50岁）储蓄率低,年轻家庭（20－40岁）和退休家庭储蓄率较高,这一现象与其他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有显著不同。本文认为,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U”型年龄分布主要是由人口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队列规模效应使得面对更大竞争压力的年轻人口储蓄率较高,而经济水平持续增长带来的消费水平增长预期使得接近退休家庭储蓄水平重新上升。     

预期寿命增长、年龄结构改变与我国国民储蓄率

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逐步增长是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两个典型特征,而年龄阶段不同,个人的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也不同。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在选定相关分析指标的基础上,文章使用我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和年龄结构改变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结论表明,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提高了我国国民储蓄率;不考虑时间效应时,幼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增加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时,幼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增加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对此,文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通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我们发现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稳健的。     

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基于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探讨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对于释放居民购买力,促进消费内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更加系统地研究了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和正向作用均会被强化,并且少儿抚养比的负向作用要大于老年抚养比的正向作用;(2)受教育水平、性别比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会增加居民储蓄率,城镇化会抑制居民储蓄率的提高;(3)老年抚养比、性别比、家庭规模、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和转换计量方法,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模型稳健性较好.基于结果,本文提出了私人养育成本社会化、建立动态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城镇化质量、缩小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鸿沟、持续提升人力资本等政策建议.     

遗产动机对中国老年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老年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标准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已无法解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遗产动机视角分析老年家庭高储蓄率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老年家庭遗产动机显著提升家庭储蓄率,遗产动机使得老年家庭储蓄率水平显著提高5%—10%左右。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较于城市家庭,遗产动机对农村家庭储蓄影响显著;相对于高等财富家庭而言,遗产动机显著促进中低财富家庭储蓄率水平,说明“未富先老”使得老年家庭有更强的遗产动机进行储蓄;对于家庭不同生活状况的子女,遗产动机显著提升子女体制外工作和子女教育水平低的老年家庭储蓄率,表明中国老年家庭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较强。本文为理解中国老年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海南省欠发达地区高储蓄率原因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南省欠发达地区的储蓄存款一直呈现高增长态势。以五指山市居民储蓄存款的变化趋势为视角,分析海南省欠发达地区高储蓄率的原因,并就如何分流当前巨额储蓄存款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高储蓄率的测度与动态影响机制研究

首先分析了中国储蓄率偏高的含义并对偏高的程度进行了测度,指出偏高程度不断上升是中国高储蓄率动态的主要特征事实。随后,建立一个扩展的缓冲存货模型,分析了存在信贷约束时,随机冲击对储蓄率的动态影响机制,指出该机制中存在着"金融加速器"效应,表现为居民在面临随机冲击时通过增加储蓄会获得流动性溢价,而且流动性溢价与随机冲击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该效应会放大储蓄率的波动。最后应用该模型对1978年至2013年中国储蓄率动态进行了数值模拟,发现该模型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也能够较好模拟其短期的周期性波动。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

李扬、殷剑峰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为了防止效率低下的金融部门阻碍劳动力的转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引入纯粹金融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也就成为了必然。与此同时,本国金融部门也将持有一个规模逐步扩大的外汇储备。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