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性原则和受益第三人合同

在传统相对性原则的要求下,第三人不能享受合同上的债的权利和诉讼的权利.但是,司法实践表明第三人参与到合同关系中的案例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第三人在合同中的地位和权利问题成为世界合同法领域令人关注的问题.固守相对性原则从而导致合同纠纷的处理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是很多国家司法机关遇到的难题,也成为众多理论研究者和法律实践者批判的对象.作者认为,具体制度如何设定,首先取决于合同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建立合理的受益第三人制度,旨在通过保护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来保证当事人在公平的交易中获得各自的期待利益,这恰好体现了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宗旨.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应对

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消除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每个区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入手,分析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认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直接从身体上和心理上对公众产生一定强度的健康损害,而且还会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区域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预防和控制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

公民文化是伴随着社会-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样态,与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相伴而生.在当代社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利为本 住的、开放的、民主参与的、多元统一的理性文化.公民文化对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国家认同以及权利意识都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性"活法"(全球法)秩序的自发扩展,发展中国家人们刚刚熟悉并努力建构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后法治时代的诸多挑战,其结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论产业政策的法律效力与形式——兼评可再生能源政策

中国改革依循的产业政策在纵深发展中面临政策规范的效力和形式问题.产业政策的效力可以在经济学和法学语境下讨论,前者侧重效率,后者侧重合法性并可分为静态的规范效力和动态的实施效力.产业政策的形式是指产业政策的规范体系.依照"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决定效力"的理念,产业政策需要处理好与产业规划、产业法以及相关立法之间的关系.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采取立法先导的方式,在确保产业政策的体系性和权威性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论行政征收征用

行政征收、征用权是超越私权的一种公权利,国家制定有关行政征收的法律法规的意义在于对行政征收、征用权进行约束,以防止行政征用征收对私人财产权的剥夺与限制。世界各国因此在以宪法中对征收征用加以确认的同时,多制定系统的征收征用法。新颁布的物权法对征收征用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缺乏系统的操作性及适用的规范,应加紧制定与物权法相配套系统的征收征用法。     

论合同诈骗罪司法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鉴于刑法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就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及合同诈骗罪中罪数的认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在司法实践中对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有所帮助。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象、标准、基金筹措及监管——以《社会救助法》的制定为中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具体可以分为生理性、资源性、突发性、社会性农村极度弱势群体。应根据收入变化适时调整保障水平,同时从制定依据、标准构成及保障线确定和保障线调整等方面科学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财政负担、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和社会捐助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措的主要渠道。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涉及管理主体与具体操作方式、管理内容、检查监督机制及资金的保值增值等方面。     

GDP核算方法的比较与选择——数据误差引起的思考

文章探讨比较了GDP核算的不同方法,分析了现行生产法所存在的问题,认为项目简约、能够与会计资料较好衔接的收入法在纠正数据误差方面有其优越性,可以作为GDP核算方法的优先选择或者作为现行生产法的校验方法.     

谈成本控制

成本是指企业制造和销售产品所发生的费用（《辞海》第４６９７页,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控制是指掌握住使不超出范围（同上,第１９９４页）。那么,企业制造和销售产品所发生的费用,怎样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不超出范围呢？笔者试作如下论述。 一、成本控制应以生产技术部门为主 财会人员对企业成本控制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制定企业内部成本管理办法、建立成本控制责任制,以及每月都要计算成本和编制成本报表等工作;在机构设置上,也设有成本科（室）,配有专门负责成本管理的人员。长期以来,形成了生产技术部门只管要钱、花钱…     

试论法律化的利益与利益化的法

法治社会中的利益分为法律化的利益与非法律化的利益。法律化的利益并不等于法律上的权利,它还包括法律上的权力;权利与权力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是权力的惟一源泉,却仅仅是权利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法外不能没有权利,但法外不能有权力。而非法律化的利益并不就是非法利益,它是法律之外存在的各种利益形式之总称。假如法的二元主义学说中的“作为立法准则的法”和“作为行为准则的法”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话,那么就在于“作为行为准则的法”是“作为立法准则的法”的利益化;但利益化的法并不单单是“行为的规范”,它同时也是“利益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