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视角下广西崇左地区的跨境劳务稳定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跨境劳务试点工作的开展除了为我国西南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还促进了邻国劳动力的合理分配，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做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来华劳工的工作流动性极高，崇左七成越南籍劳工每月至少离职一次，增加了沿边地区跨境劳务系统和边境秩序的不稳定性。本文基于2019年广西崇左市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登记数据，结合实地访谈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分析和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方法，从文化、经济、政策三个维度分析广西崇左越南籍劳工离职率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来源地为邻近崇左的越南七省、文化相似度较高的越南劳工离职风险比越南中南部来华劳工低26.5%;从事制造业的跨境劳工离职风险较砍蔗业高两成、较其他以非正式雇佣为主的行业低两成；受有效期仅一个月的务工证影响，跨境劳工每隔30天的离职风险都会大幅提升。为保障长期和平发展，建议采取以下策略提高跨境劳工的工作稳定性：鼓励跨境民族成员从事跨境劳务中介行业，进一步发挥文化相似性的作用；政企协同培养适合制造业的跨境劳工，为沿边地区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劳动力基础；适当放宽务工证相关政策，转为采用数字政务、多方协同等方法加强跨境劳工管理。     

当代国际核心劳工标准理论述评

为了梳理国际核心劳工标准的制度框架,运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的方法考察国际核心劳工标准构建的理论基础.结果表明:低层次竞争理论说明在国际层面克服国际贸易的低层次竞争的必要性;不公平竞争理论表明以较低劳工标准取得市场份额的不公平性;人权理论解释了工人权利的国际保护动因;多元主义理论为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多形式、多层次劳工标准提供了依据.但这些理论没有彻底清除思想上的障碍,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社会主义对世界体系边缘国家的现代化价值——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

十月革命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摆脱自身依附地位,改变束缚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结构的一种反抗方式.正因为如此,判断它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其是否建立了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取决于它是否对束缚边缘国家发展的世界经济结构造成了冲击,它是否帮助边缘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是否对中心国家的资本强势实现了遏制.我们可以预言,只要人类世界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还存在着资本与劳工、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分化和对立,社会主义所蕴含的世界体系边缘国家的现代化价值就还会显示出其长久的生命力.     

贸易-核心劳工标准的常态接合--兼论我国的制度构建

长久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认为贸易-核心劳工标准的接合是"道德壁垒",会抵损比较竞争优势.政治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则表明两者的常态接合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的策略.在接合路径选择中,WTO和国际劳工组织"协作共管"路径显示出了优越性既能保证核心劳工标准的执行,又可防止核心劳工标准成为"政策博弈"的工具.     

欧盟劳工标准立法

在欧盟的法律中,关于就业、职业培训、劳动关系、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等领域都有非常详尽的规定,欧盟(国际)劳工标准被认为是实现公平的全球化的有力保障和基本要求。同时,欧盟的立法标准适当,司法救济渠道完善,其刚性规则与柔性规则间也取得了平衡,对我国清理和完善劳动立法具有很大参考作用。     

国际劳工标准的本土化探析——以第181号公约、第188号建议书为例

国际劳工组织对劳动派遣的态度是从禁止到逐渐放开的,《1997年私营就业机构公约》（第181号公约）和《1997年私营就业机构建议书》（第188号建议书）确认了劳动派遣机构的合法地位,并对劳动派遣问题做出相关规定。我国在对劳动派遣进行法律规制过程中,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意识地将第181号公约和第188号建议书本土化,以完善我国的劳动派遣法律制度。     

咸同之际粤督劳崇光处理劳工出洋问题论述

掠夺中国廉价劳动力是近代殖民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种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沿海一带由外商操纵拐卖劳工的“苦力贸易”泛滥。1860年前后两广总督劳崇光在打击拐卖活动的同时,在没有征得咸丰皇帝同意的情况下承认华工出洋承工合法化,并逐渐建立了规范劳工出口的“广州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劳工出国的现状,也为清政府往后制定劳工政策提供了范本。     

追究战争责任还我历史公道 --"花冈事件"诉讼案"和解"的背后

历时十余载的"花冈事件"被害诉讼案,以被告方--日本鹿岛建筑会社,向以耿谆等为代表的中国劳工幸存者、死难者及其遗属"捐出"5亿日元的结果宣告结束.在本案审理中,日本的司法机关和加害者当局对"花冈事件"没有丝毫的认识和反省之意,这种"和解"并不是正常的.中国人的战争被害索赔诉讼决非单纯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捍卫公理和正义,更是为了让战争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