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罪评判的理论模型——社会危害性范畴考量与功能实现

有关“超规范出罪事由”“期待可能性”理论项下的热点疑难案件挑战了传统犯罪论的实践应变能力。通过“顾雏军案”再审判决,抛开传统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进一步论证犯罪行为“危害不大”而出罪并援引《刑法》总则来规范出罪,为中国特色刑法学发展提供一种理论逻辑指向。基于促进刑事法治发展、完善社会危害性理论范畴之初衷,从本土研究视角,引入“情境因素”概念,揭示当代刑事司法裁判的思维逻辑,建构社会危害性考量评价体系。从“法律工程研究”语境出发建构出罪评判的理论模型。     

领导干部作风不正的现实危害性解析

努力运用科学发展观,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角分析领导干部作风不正,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十个问题上可能造成的危害性恶果。     

犯罪本质特征检讨和重构

按照通说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其地位和作用在刑法中是举足轻重的,但现在却已经受到诟病.在批判把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犯罪的本质特征应是应受刑罚惩罚性.     

将被害人行为引入刑法视野的必然性之探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从地方性的制度实践上升到国家程序法层面,但这改变不了包括刑事和解在内的整体被害人行为被刑法忽略、漠视的现状。实际上,被害人行为存在于犯罪发生的全过程,不仅影响着行为人犯罪性质的认定,也会作为刑罚处罚条件影响着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与刑罚的裁量。因此,将被害人行为引入刑法视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这不仅是部门法之间协调统一的需要,也是刑法自身的公平理念的实现、法益保护机能的扩张、社会危害性的合理评价之需求。     

关于商业贿赂及其治理的思考

文章从宏观上对商业贿赂及其危害性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然后探寻了商业贿赂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商业贿赂的思路,即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加强信用道德建设、加强国家政权和法治政府建设、加强市场领域的监管体系建设、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与协助。     

一种违法性认识理论的新主张及其在涉林案件犯罪故意认定中的具体运用

以社会危害性认识为参照,将我国学者关于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故意中的地位的诸多观点归纳为单一说、兼容说和主次说三类。在批评和借鉴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危害性认识为主,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为辅说"的新主张,并对其在涉林案件犯罪故意认定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讨论。     

高利贷问题的刑事规制研究

发放高利贷行为严重损害借款人的财产权,破坏社会金融管理秩序,且容易成为其他刑事犯罪的诱因,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现行刑法框架之下,以非法经营罪处罚发放高利贷行为符合本罪罪质的要求和司法实践的需求,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合理性。对于应受刑罚处罚的发放高利贷行为的认定要基于放贷主体、对象、借款利率、次数、金额、催债手段、是否以此为业等因素综合考虑,刑法在此的介入要适度,司法实践中在处理发放高利贷问题时要统一思路,做到同案同判,以维护司法权威。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外在冲突与内在协调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内容存在相当深的竞合.但是它们的关系应该理解为相互衔接,而非重叠的.分别设置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的相同行为,只有以实质解释论为依托.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为基础,才可以界定行为的性质,才符合立法的意旨.解决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冲突的最好办法是立法,新的立法应该以行为模式作为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的分水岭.     

略论我国新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

为了进一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我国新刑法对旧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条款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作出了有关无限防卫权的规定,这在法律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因此引起了实施上的问题,因此应对无限防卫权进行相当严格的界定和限制。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规定的条款中还存在用词方面的不足之处,应对此进行必要的修改,进一步完善无限防卫权之规定     

析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

犯罪概念 ,大致上可以分为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及混合概念。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是犯罪的混合概念 ,这一混合概念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 ,欠缺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文章就如何更为科学地定义犯罪 ,完善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