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

宋朝的典章制度到底是承袭唐制,还是直承五代之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宋承唐制”之说影响最大,然与史实相悖,长期以来未得到厘清。检诸史籍,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宋制不仅直承了五代制度,而且是全面系统地承袭,尤其在职官、科举、兵制、法律、修史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研究证明,“宋承唐制”之说是宋人刻意淡化五代之制,有意追求的结果。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出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出于正统论的思想,出于抬高宋朝历史地位的政治需要,是宋代士大夫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导入历史传承问题上的结果。     

20世纪以来我国有关摩梭走婚文化研究综述

对摩梭走婚文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一些学者在有关著作中对该风俗进行的描述;而比较深入地进行研究,则是始于20世纪50-80年代民族学家们的数次调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和若干专著。在经历了"文革"的扭曲和停滞之后,对其研究才逐渐走向多元化和细分的阶段。20世纪以来学者们关于走婚文化的研究及其成果,可从婚恋形态、起源、形式、性质、制度的合理性、变迁及原因等方面展示。     

清代前期颇罗鼐总理藏政研究

颇罗鼐总理藏政的实质是藏王制,这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职官设置、权力体系以及日常行政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颇罗鼐统治时期的藏王制运作是很成功的,颇罗鼐藉此建立了稳固的政治统治,并在军事、宗教、经济、对外交往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政绩。颇罗鼐的藏王统治是高度极权的,但这并非是对西藏早已形成的与中国的领土主权隶属关系的否定,相反许多有力的事实充分证明藏王制只是清朝前期治藏的一种地方政府管理体制,颇罗鼐的藏王统治的成功运作也为清朝逐步加强对西藏的直接影响与控制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     

我国舆论治理: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舆论是民众对事件、问题的公共言论,对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分析舆论的发出人群及我国舆论的基本特征和应对措施,以此为基础提出治理舆论的途径和方法。舆论本身因其海量多元难以控制,但对于舆论起中介过滤的媒体机关、学界学者和意见精英可以依法依章约制,这是舆论治理的不二法门,由此可促进舆论发展的健全与合理。     

对学院制教育价值的反思——19世纪对牛津大学学院制传统的论争

伴随着19世纪新大学观的兴起,牛津大学以育人为主旨的学院制传统受到激烈的争论。面对种种对学院制的质疑,牛津大学坚持以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主要任务,以导师制为学院教学的核心和基础,强调学院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独特价值。19世纪对牛津大学学院导师制的论争可为我们反思今天大学的学院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双元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本文绍介了德国"双元制"的含义"、双元制"办学模式和"双元制"的突出特点。借鉴"双元制"办学模式可以促进我国高职院校的协调、健康发展,培养更合格的高级技能应用型人才。     

荀子天人关系观略论

荀子的天人关系现是其思想体系的基石,学术界对此的看法和评价也多有分歧.从天的涵义、明于天人之分、知天与不求知天、制天命而用之等方面对荀子这一重要思想作了辨析,希望能更为准确深入地把握其原意.     

项目制研究的现状与新路径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深广的影响力。文献考察发现,国内研究围绕五个主要议题展开,研究成果较集中于近六年内;国外研究也有一定基础。既有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研究视角有缺失,偏重宏观层面和政府视角而忽视了基层村庄社会的回应;二是研究议题失均衡,对项目制负面效应发生机理和防范机制研究还很薄弱。“村庄回应”是项目制研究值得重视的一条新路径,以此路径切入,可探寻“项目进村”的实践逻辑与问题成因,是有利于找到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提升项目制实践成效并防范“项目进村”负面效应的有效方法。     

减刑假释实行申请制之倡导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减刑假释程序是由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假释意见书,法院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现有制度存在很大不合理性,犯罪人作为减刑假释的直接获益人,被排斥在程序之外并不能保障犯罪人的利益,而且会导致假释使用率被执行机关人为降低。减刑假释本质都应采用权利说,二者本质上并无差别,且优劣互补,只是具体执行方式不同,因此减刑假释应当实行申请制,由犯罪人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减刑或者假释并先行提出申请,执行机关提出意见书,法院居中裁定。减刑假释实行申请制有利于司法机关选择真正适合犯罪人的执行措施,提高犯罪人改造的积极性,使得对犯罪人的改造更加有效、更加彻底,同时也保障了犯罪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