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执行权的运行检视与重构路径

目前,人民法院执行权的性质定位模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执行体制改革方向的争议.执行权虽然具有某些类似行政权的特征,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司法权.由于对执行权性质缺乏清晰的认知,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缺乏系统而科学的执行权理论指导,过度依赖"审执分离"的模式设计,过度强调执行权的行政属性,"审执分离"局限于同一法院内部等诸多问题.因此,要在厘清执行权性质的基础上,从"加强对执行权性质的系统研究","以执行权的优化作为改革目标","根据客观需要确定具体的改革模式","建立独立于法院之外的司法强制执行系统"等方面重构执行权.     

论司法公开的必要限度--以副卷制度为着眼点分析

我国提出“司法公开”的口号已有很多年了,国内外关于司法公开问题的研究也比比皆是,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程度。然而,就关于法院案卷的副卷公开问题,研究者却是少之又少。副卷制度的存在,在给司法活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诱发了法院通过上下级领导请示“暗箱”操纵审判结果,或其它机关不当干预司法等现象,破坏司法公正和权威。而副卷制度的存在,形成了巨大“保护伞”,并将这些行为彻底地掩盖起来。因此,副卷制度所衍生出的问题亟需人们深刻反思。随着我国“司法公开”的不断推进,及时发现副卷制度的弊病,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有助于确保司法真正地在阳光下运行,提升司法运行的社会效果。     

法院执行效果的真实改善和非真实改善——影响判决执行效果的两种机制

本文希望解释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法院近十年来的“执行难”。对某法院大约5000个审判和执行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造成法院“执行难”的原因既包括法院内部的执行不力,也包括法院外部因素,比如国有资产管理对当事人选择司法执行程序的刚性约束。被研究法院执行效果的相对改善,既反映了近年来司法改革和法院努力的成果,同时也包含了法院外部因素变化使“质量”更好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从而带来的执行效果“改善”。法院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的作用对象和机制完全不同,外部因素带来的执行效果的改善是不真实的改善：虽然某些执行效果的司法统计指标变得更好看了,但实际执行效果并未真正提高。与之相反。司法改革带来的执行效果的改善是真实的改善：它不是司法统计指标的简单变化,而是实实在在的司法效率的提高和执行结果的改善。     

论农民成员资格认定的应然司法逻辑

成员资格是成员享受相应福利待遇和行使成员权利的前提,人民法院审理征地补偿费分配、集体收益分配等纠纷时应首先判断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成员资格。基于《民法典》对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区分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集体所有权,成员资格应当分为农民集体成员资格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两者指向不同的本质关系与认定标准。成员资格认定属于集体自治范畴,立法与司法应当从集体决议角度尊重集体自治,并对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作出合理裁判。     

加强判决释理与我国法官职业保障体系的构筑

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状况,根本上取决于运行这一制度的人,尤其是法官,法官的专业水准和道德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制度是否公正、有效地运作,决定了判决释理的水平。所以切实提高法官自身素养、加快法官制度改革,是我国现行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提高裁判说服力和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司法过程中的共情

通过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来感受和思考,共情是一种不仅在认知上而且在情感上更好地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共情是公正司法决策得以可能的前提,只有具有相应的情感能力和认知能力,才能真正了解双方的事实争议和诉讼请求,也只有对案情进行共情地理解,才能给出令当事人满意的结果;共情也是公正司法决策的保障,共情可以克服法官的偏见,也可以克服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此同时,共情具有熟悉偏见、此时此地偏见等局限,这些偏见会导致法官决策出现偏差,对此,法官必须诉诸经验和常识,并通过学习机制来缓解或消除熟悉偏见,通过正确的共情方法来缓解或消除此时此地偏见。我国法官的司法共情是比较普遍的,就共情的具体运用来说,我国法官在产生司法共情的同时,能够恪守法律的底线,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妇女权益保障立法和司法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极大进步。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在内的几个国家在妇女权益保护立法和实践方面都十分先进。美国历经了两次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加强对妇女保护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些方面英国和日本也不逊色。这些对我国都是严峻挑战:我国尽管在《宪法》中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很多仍是宣示性口号,没有真正地贯彻落实。所以,在完善我国的妇女权益保护立法时,除了参考一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其他国家的法律改革,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主要包括加强立法,完善程序、强化反歧视和实现宪法司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