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及其反思——以隐私权的转型为视角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持能动的态度,采取将个人信息附属于隐私权的保护方式。然而伴随着隐私权的现代性转向,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的附属保护模式却遭遇了困境。无论从权利配置还是从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运作来看,个案裁决的救济方式都无法建构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通过创设以私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实现对私人信息在收录、使用、保存和管理等阶段的有效规制,并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无疑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应然路径。     

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因转型期社会所特有的无序化、碎片化、个体化以及价值紊乱等现象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日益凸显,其中"官民"冲突尤为突出。对此,行政诉讼作为解决"官民"冲突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防线在我国目前特殊法治建设环境中尤为必要。而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基于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具体考量以决定最为妥当的法律适用,是充分发挥行政诉讼有效处理行政争议、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用的重要路径之一。但当前我国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在合理性标准、法官个人职业素质以及监督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影响行政诉讼在解决争议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用方面的充分发挥。据此,文章结合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的必要性,通过对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基本内涵及正当性基础的解读,分析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完善对策,以期通过明确其合理性标准、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完善监督评价体系等措施,保障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的规范化开展。     

刑事简易程序定罪证明标准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由于其相对于普通程序更为简易和快速,而受到各国的青睐。在我国简易程序中,虽然在审判程序上予以了简化,但从实践来看,程序简化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以至无法达到快速审判的要求;从理论上看,仅仅是程序步骤的减少也难以为"实质意义的简化"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简易程序在实体上对所有案件无差别的适用"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无疑是阻碍快速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定罪标准不仅与证明标准差异化、多元化不符,也不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疑难复杂案件中。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事实相对清楚,争点也比较小,适当的降低定罪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且在降低的同时,可以通过加强辩护权、重点审查认罪的真实性     

论习近平的“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观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首要之义,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根本要求,是政法机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的致胜法宝。要以扭住职业良知、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制度约束、执法司法公开、积极培育优良的执法司法环境等环节为重点,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关系,提高政法干警的执法司法素养、完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加强执法司法管理监督、改进执法司法方式,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域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在当今社会,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行政权具有专业性、扩张性等特点,所以在行政执法中经常会遇到超出行政法的归制范围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事。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两大法系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有一定参考意义。     

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的网络异化及对策思考

司法实践中接连涌现的一系列相关案件表明,以上传、下载、作品数字化、网络盗贴为行为方式的新型复制发行行为给网络空间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也凸显了数字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未来走向。网络复制发行行为的刑法评价中应突破"以营利为目的"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求,通过"共犯的正犯化"对网络服务商的帮助"发行"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并对网络传播行为与网络复制发行行为进行差异化处置。     

汉代司法思想史研究的两个侧面——《淮南子》与《汉书·刑法志》中的司法思想初探

《淮南子》一书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该书还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甚至将“贤人”(道德高尚的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并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起来,其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还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政权的稳定;国家司法权的地位在于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汉书·刑法志》既宣扬了一种“仁道”司法观,也宣扬了一种“中道”司法观.“仁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以仁爱宽和的态度从事司法活动,并将“仁道成”即仁道价值的实现作为司法进步的方向,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人道精神.“中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努力追求司法公正,因为司法公正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政权的稳定.班固还提出了“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的主张,反映了一种崇尚“中道”的司法价值观.     

恢复性司法视域中的少年暂缓起诉

少年司法中的暂缓起诉具有恢复性司法的诸个要素,在理念与实践特征上都与恢复性司法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可以说是审查起诉阶段的一种恢复性司法方案。当代中国有些地方曾经出现过少年暂缓起诉的探索,形成了良好的实践经验。由于少年暂缓起诉具有修复社会关系,保护、教育和挽救罪错少年,以及有效进行审前分流的功能,应在现有实践基础上使其制度化,形成一种恢复性的审前程序分流机制。     

重读“调解优先”——一种法社会学的分析进路

“调解优先”标志着柔性司法层层加码,理论界对此多有质疑.在法社会学意义上,法律职业化受阻是其时代背景;法院权威不足是其实务依据;而涉诉信访则是其政治动因.从长远来看,“调解优先”不可回避,但其内在的不足也使其无法真正解开我国法院所遭遇的司法困境.中国司法现代化必须迈过调解这道文化意义上的“坎”.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县知事兼理司法浅析

县知事兼理司法是在民国时期新式法院设立不足的情况下,所推行的一种由县级行政长官兼理审判检察权的一种临时性司法救济措施。在实践过程中,该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上的黑暗。它是现代司法制度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屈从．中国转型社会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