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留"相对理由审查"制度

我国现行商标法实行“相对理由审查“制度,即:国家商标局不仅对申请的商标是否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条款进行绝对审查,同时还对该申请商标是否与他人已经注册或在先申请的商标存在权利冲突进行审查.保留“相对理由审查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可以减少商标申请注册期间的异议量,有利于维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能充分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合理调整

任何政治权力系统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 ,方可得以稳定和巩固。我国国家行政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权力来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实现能力和程度。我国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经历了稳定、危机显现、合理调整的发展历程。     

对中国行政法的反思:一个香港的视角

中国的现代行政法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没有多大的延续性。相比较而言,英国行政法有着其引以为荣的绵延数世纪的历史,其重心在于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国行政法的结构与英国行政法的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就司法审查的范围而言:首先,抽象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其次,内部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再者,《行政诉讼法》只授权对某些类型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就行政行为的审查理由或标准而言,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要比英国或香港的较为有限。但就一方面而言,中国法律提供的审查空间和力度似乎比英国或香港更为宽泛,这便是对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的审查。     

论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

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当事人有时会对民事行为据以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这样,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确定往往成为民事诉讼审理和裁决的先决条件。对于这一问题如何解决,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未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也众说纷纭。法院必须走出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观念误区,并对民事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方法与意义--中国哲学的重新建构

目前学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此问题的缘起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目前中国学人对历史、现实学术现状的反思,但是,要对中国哲学重新建构就要尽快超越"合法性"的阶段,进入到方法的多元化探索和中国哲学的意义建构方面.应从建构"他者"、澄明误读、开掘源头方面进行方法上的探询,从立足现世、学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建构意义的尝试.     

论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中共很早就意识到却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文革”结束时,中共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蕴藏着执政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把加强执政合法性提到极其重要位置,通过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以维系执政合法性,通过经济文化发展增强执政绩效以实现执政合法性,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以加强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直接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并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和理论资源      

论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这一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换.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传统帝国面临内忧外患的20世纪初,它替代了传统帝国中皇权主义所发挥的功能机制,在帝国的现代性转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作用主要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个是合法性资源的转换层面,另一个是现代国家机能的建构层面.前者涉及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如何引导人们在观念意识的层面上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种现代意识的开启尤其突显在历史观与时间意识的转换之中;而后者则主要是在社会政治行动的层面上实现国家建制方面的现代性转换,现代国家的机能建构围绕“统一民族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这两个方面展开,涉及“民族”形成和国家权力扩展等问题.     

房产税扩围改革相关问题的思考简

目前地方政府基于国务院授权而获得的房产税改革权限的合法性尚有待商榷,推进房产税改革更优的方案应当是由国务院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改《房产税暂行条例》。并且,社会各界将房产税功能定位为调控房价、增加财政收入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房产税应以完善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调节贫富差距为己任。基于此种目标定位,笔者从征税范围、计税依据、税率、税收用途等方面对房产税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中的有益探索。它不仅具有合法性根据,而且能够促进公正与效率之间最大限度的平衡。当然,该种程序还存在一些内在的操作性缺陷,但是通过相关配套与衔接制度的完善,可以予以有效的克服。     

论政府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指导意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该“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对清理后保留的职权“应该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编制中存在“权力”归属判断失当、“权力”范围过度扩张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偏离等问题。权力清单的法律边界包括形式上权力依据的有效性与实质上权力转化的合理性两个层面,通过运用合法性控制手段保证政府权力清单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标准相互统一,有利于实现权力清单的规则之治。权力清单基准法是权力清单中“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权力清单编制包括清单基准法清理与权力分类合成两个阶段,只有完成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才能依据权力清单基准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分类、汇集与合法性审查。建议分别从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四个层次构建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机制,间接实现对政府编制权力清单的立法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