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腐败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析

"小官大贪"成为当下中国日益突出的问题,而这些"小官"又以村干部居多,他们的腐败程度和花样翻新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何以会如此呢?这需要透过现象深入到本质进行研讨。中国村干部腐败的社会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务"虚"导致腐败的界限不明,二是以"家"治村的意识误区,三是"经济至上"模式的实用主义倾向。要真正撬动村干部严重腐败这块坚硬的"铁板",必须解决这三个重要问题。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博文集萃

<正>贤人争罪愚人争理原来总是以为每一件事都需要说得清清楚楚,才能称得上正直清明。后来渐渐地知道,其实很多事情发生在特定的情形下,是无法在当时说得清楚的;一定要当时说清楚,这本身就是一个妄想。每个人的境界不同,都有自己看待事物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贤人争罪,愚人争理。贤人内求心境,故而能够在内求中净化心灵;愚人外求事     

儒家社会责任伦理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促进

儒家社会责任伦理以"平天下"为己任,坚守"民胞物与、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以实现界域观念上的突破,诠释出了一种超越世俗功利、钟爱万物的大爱精神;认为通过"反身而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方能承担"平天下"之大任。儒商将此思想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展现出爱国爱民的博大情怀。借鉴儒家社会责任伦理思想之精华,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实现企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诗与思：两湖地域文化书写的审美意义与思想价值

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世界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文化传统角度观照两湖现代文学,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两湖现代作家浓郁的忧国忧民的经邦济世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国天下的“大写”之中往往交融着强烈的屈原式的孤独个体性感受和愤懑激情,这是两湖现代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书写的“异彩”与特色;与此平行的另外一条思想脉络是以老庄为起源的道家文化以及后来的佛禅文化,在两湖现代文学写作中亦有不同凡俗的表现。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为读者提供了面貌各异的地域风景、风俗和风情场景,增强了文学的地域色彩的丰富性,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审美体验,其中,楚地巫骚文化的书写不仅是一种审美意义的呈现,而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已经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关注,其间的得失成毁也足以引人深思。     

经义考辨五篇

考辨了儒家的“逝者如斯夫”、“天下归仁”、“可欲之谓善”、“万物皆备于我”、格物之“格”五句经典之义。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孝必以天下万世为量——刘古愚《孝经本义》的学术特质及其意义

清末是《孝经》研究的又一次高潮,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的刘古愚在康有为的直接影响下,转向今文经学,作《孝经本义》以显其意,以敷世用,提出诸多创发性观点。刘古愚首先标举《孝经》,指出《孝经》是经,六经为纬,乃六经之先导,蒙养之根本;在《孝经》文本上,刘古愚推崇唐明皇的《孝经注疏》,质疑、反对朱子对《孝经》的删改和编排,提出新的改本模式;在内容上,他反对将"孝"局限于父母一身,而是要扩充其量,创新性地提出"孝必以天下万世为量"。刘古愚的《孝经本义》体现出"拔弃考据训诂、独研微言大义""以四书释《孝经》""理在解语内"的经学特质,在晚清时代激变之际,回向固有传统,提振儒家伦理,以为救世良药,拓展《孝经》的诠释维度,丰富《孝经》的意义世界,开显出学问家而非如康有为政治家的经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