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中的表达自由权

我国现行宪法确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近年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及中国人权事业进展系列报告中,中国政府为保障言论自由和公民表达权的实现设定若干目标并取得若干进步,使得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得以充分实现。     

宪法视域中的公共利益原则分析

公共利益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公共利益原则的实施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宪法以人民主权、权力制约等价值要素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政治前提和法律依据。同时,还通过一整套设计完整的宪法制度对公共利益原则的异化进行矫正。     

美､德个人信息宪法保护路径比较及启示——以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切入

个人信息的保护研究一般基于信息的人身性与财产性为选择保护的路径,却忽略了个人信息的人身依附属性.根据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自我的解释得出个人信息具有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属性.基于此双重属性导致美、德两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模式上有所区别:美国将个人信息作为隐私权保护外延,显示其对信息个体性的追求;德国利用领域理论将个人信息作为人格尊严的保护客体,显示其对信息公共性的偏向.从法律文化视角比较,两国存在价值取向与隐私认可程度的差异,由此造成对个体性和公共性的不同偏向;两国又因司法谦抑主义与公共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竞争,导致保护限缩的共同趋向.两种保护路径反映不同的法律文化的同时,也体现出两国都重视在立法基础上的宪法审查运用,以此平衡个人信息的个体性与公共性.故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亦需以“审查”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方式,并以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动态平衡作为判断标准.具体审查可以从程序上的公正平衡与实体上的合理平衡两方面进行判断,以此为个人信息提供有效保护.此外,打破个体性与公共性平衡状态的唯一变量只能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     

论我国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建立的模式及路径

全国人大作为我国宪法监督主体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全国人大并非专任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的监督缺乏经常性,全国人大成为宪法监督的盲点。建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委员会应成为今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必然选择。宪法监督委员会应首先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置,等条件成熟时再将其从全国人大中独立出来设置。最后要注意处理好宪法监督委员会与执政党的关系。     

百年前的德国宪法现实——1908年“每日电报”门事件引发的宪法问题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之前,曾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其中便有德国.而只有考察德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宪法学说论争,才能体会到当时德国宪法文本的真意,才能抓住当时德国宪政制度的精髓,才能领略当时德国宪政中的问题所在.     

志愿服务立法的宪法渊源

在我国,志愿服务事业有了巨大发展,西方国家纷纷进行志愿服务立法,我国也正式提出要制定《志愿服务法》。志愿服务立法必须具有宪法渊源,即"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通过宪法解释,旧时的称呼"义务劳动"可合理地理解为当今的"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国家的职责是"提倡"志愿服务,对此不得怠为。发展宪法不应仅局限于制宪、修宪等传统方法,还要注意运用宪法解释等方法,这样可更好地促进立法。     

自然法理论在宪法解释中的运用——以对美国宪法的解释为例

自然法理论可以解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无法解释的宪法序言,在宪法权利条款和分权条款的解释中也有用武之地.自然法理论能在宪法解释中运用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法理论和宪法的亲缘性.自然法理论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在宪法解释中不存在根本的对立.     

公共利益在行政征用中的界定

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在宪法中确立了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征用制度.清晰界定征用中的公共利益,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政府借用公共利益之名来行危害公民权利之实.结合国外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立法和实践状况,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公共利益应从法律和实践两个层面界定,以期对公共征收和公民人权保障有所裨益.     

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上虽然仅有"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及其保护条款,而缺落了可与诸多立宪国家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又或"个人尊严"相提并论的基础性价值原理,但彼此之间在语义脉络上也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尤其是与德国基本法中的那种以"人格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可互换的意义空间.正因如此,同时也基于对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本身内部规范结构的规范分析,吾人可以对这一人格尊严条款作出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此即本文所提出的"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说".     

“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民族团结”作为宪法民族权利的政策表达,是特定价值观和信仰的制度建构并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民族团结”命题一经提出,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展现了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程序民主与政治共识统一中的宪法逻辑.通过对“民族团结”命题的结构化分析,有助于厘清“民族团结”在宪法框架中的基本属性、思想源流、现实基础,把握其与整体国家观的辩证关系,进而设置不同方式促进其具体化、通俗化、实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