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对服务业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系统GMM模型的实证研究

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城镇化这一现实背景.文章选取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分别就城镇化对全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所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水平对服务业发展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还比较小;在区域层面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也较小,且存在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更好发展,同时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以城镇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等相关建议.     

WTO规则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WTO关于银行服务贸易的主要规则,是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上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深化。加入WTO组织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带来重大影响,中国政府在加入议定书中就银行服务业对外开放作出承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将进一步增强,货币自由兑换与利率放开要逐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商业银行必须积极拓展中间业务,要依法吸引和管制国外短期资本,用国际惯例规范银行卡的发放,依法保障国家金融市场的安全。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动力机制与模式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动力机制可分为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两个部分,外部动力主要为消费拉动力、市场导向力、政府引导力,内部动力主要为企业利益向心力、融合要素渗透力、技术创新推动力。在上述动力影响下,企业层面,以单双向视角,构建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两类企业协同化的融合模式;集群层面,以内外视角,构建点对点、点对群、群对群的融合模式;区域层面,以区域协同视角,构建区域产业联盟的融合模式。基于此,从政府层面、市场层面和企业层面三个方面,提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保障措施。     

中国城市群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服务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出发,探讨了城市群演进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建立了城市群演进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从城市群的专业化分工、市场规模和区域协调三条路径分别进行阐述。对中国五大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群的经济联系总强度、地区专业化系数和运输联系强度对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几点促进城市群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我国信息服务产业的市场开放及发展对策

信息产业将成为21世纪后工业化阶段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信息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极小.加入WTO后,国外具有明显优势的信息企业与机构的渗透将对中国企业构成较大影响.在开放的市场新环境中,我国需要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国外先进服务管理创新技术与资金等国内短缺资源,把发展信息服务业尤其是软件、数据库与网络服务产业作为突破口,使之成为带动整个信息业和服务业的龙头产业.     

河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研究

在讨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及其机理的基础上,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基于河南省2007年投入产出表,研究了河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状况。研究显示,河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程度不足,部分原因在于河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据此,就优化河南生产性服务业结构、提高对于制造业的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加快河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非营利性服务业营销观念及策略的更新

随着发达国家服务市场营销的深入发展,我国服务业也在加速发展,其中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和身体素质需要的非营利性服务业,更是发展迅速;这迫切需要我国市场营销者,深刻分析非营利性服务业的营销观念和营销策略;把握时代脉搏,时时更新观念和调整策略,并能将理论结合到实际工作中去.     

西方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述评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西方区域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得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而总的来说 ,我国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对西方的研究还缺乏相应的梳理与跟踪。因此 ,有必要对西方近十几年来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总结与评述。     

依托ECFA探索闽台服务业合作的新模式

伴随ECFA的生效、签署及海西建设《意见》的出台,闽台经济合作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本文在分析闽台服务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闽台服务业交流合作的现有基础及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提出了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新的合作模式,力将把福建建设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现行先试区域。     

中国服务业是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的考察

基于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框架,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剖析了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地位、演变规律及其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定量分析表明,得益于生产服务业较高VAPL水平和持续增长,中国整体服务业VAPL起点水平并不低,并且也呈现稳定增长特点。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VAPL提升的多因素驱动性更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则对制度环境、制造业需求关联和国内生产分割水平更敏感。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有助于激发制度和市场规模正效应;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则有助于释放创新能力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