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外征用的概念解释——致王宁、周宪、朱立元先生

当代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有诸多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场外征用。从上世纪初开始,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构自己的体系,模仿、移植、挪用,成为当代文论生成发展的基本动力,改变了当代文论的基本走向。场外征用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强制,二是解构,三是重置。文学理论借鉴场外理论,应该是吸纳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和具体方法的简单挪用,特别是一些数学物理方法的引用,更需要深入辨析,强制性地照搬照抄只会留下笑柄。     

论艾伦·伍德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

艾伦·伍德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的分析,以民主为切入点,借鉴古雅典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相统一的洞见,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伍德的观点既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相统一的维度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民主,建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论我国强制缔约制度不足及发展

任何一种私法制度都内在地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一般规律,即商品经济交换规律,所以本文研究的强制缔约制度也是一样的,它的目的也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目的是有效的促进和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从上个世纪起契约自由制度的影子已经深入人心,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主体、标的、意思表示真实则商品经济就会有序地进行下去。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竞争经济模式登上历史舞台,理性哲学引导的正义观发生了改变,人们发觉契约自由原则并不必然保证双方当事人所为给付的合理与平衡。这一时期,垄断资本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导致双方的经济地位实质上不平等。作为弱势群体,许多订约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由因现实经济地位处于弱势而名存实亡。为了正义的需要,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历史的进程要求对契约自由原则做出合理的限制,因此强制缔约制度有其自身发展的空间,这也是本文研究它的目的。     

环境污染责任险为什么要“强制”?

正近期,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许飞琼主持完成了题为《低碳之路: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的研究报告。针对此,中国保险学会7月29日主办了一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座谈会。会上,来自政府部门、保险公司的人士以及专家学者呼吁,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定为政策性保险。此外,未来要更加清晰地界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边界和侵权责任的法律基础。     

话语暴力的和解之道

今天中国社会有各种形式的暴力：有公权力的暴力，比如强制拆迁、城管打人；有民众的暴力，合理诉求得不到回应就诉诸暴力，砸车、砸商店等；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得不到解决也诉诸暴力，比如肖传国雇人打伤方舟子；还有一种是话语的暴力，这是种软暴力，BBS、博客、微博上充斥着话语暴力，一旦形成争论，往往不是先说理，而是直接转向语言的冲突，相互问候老祖宗，或者互相扣帽子，气势汹汹。     

吉林白城市：实现监护权转移 构筑新型救助保护体系

为使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尽快发展，以实现监护权转移为突破口，构筑一个新型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其一，在解决儿童流浪问题的制度设计上要与时俱进，确立“国家是少年儿童第一监护人”的思想，并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积极吸纳发达国家强制转移监护权的普遍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构想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如何设立"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问题.对设立"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及"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设立"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进行法条设计,以供立法机关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参考.     

论强制转移权及其法律限制

强制转移权的设定条款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也没有构建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从内涵看,强制转移权是应急性警察行政权,强制转移行为是应急性行政强制行为。强制转移权的合法性依据不仅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还应包括《行政强制法》。为此,应重新解读《行政强制法》第3条第2款,将无法律依据的应急强制行为纳入其规制范围。在此基础上,应借鉴西方先进经验,并基于我国实际情况构建相关法律制度:一方面,完善地方法律法规,明确强制转移权行使的前提和主体;另一方面,构建基于《行政强制法》的强制转移权执行机制,建立合理的执行程序和强制力"阶梯",从而实现对强制转移权的法律规制。     

论人大代表的代表原则——兼议《代表法》第2条和第20条的修改

代表原则即代表进行代表活动时应当遵循的价值立场,主要有强制委任原则和自由委任原则两种类型。强制委任原则主张代表必须遵循选民的意志和利益,而自由委任原则主张代表应当独立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五四宪法确立人大代表的强制委任原则,但现行宪法有了新的突破,确立了一种介于强制委任与自由委任之间的新型的代表原则。这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代表原则既是一种制度创新,也是一种理论创新,应当予以坚持和完善。现行《代表法》在人大代表工作制度上尚存在不足之处,需要适当修改,落实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代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