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知识理念看西方文学理论的阐释误区——对“强制阐释”现象的另一种反思

从根源上看，“强制阐释”现象是西方经验科学下的知识观念在人文学科领域无法获得普遍有效性的结果，经验知识在价值领域的无能为力使西方文学理论最终走向“强制阐释”的歧途。儒家知识观念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认识论的知识观念，它将“学”理解为个体的成长、体悟过程，所谓为学也即是个体完善自身道德素质、成就个性自我的途径。在这种知识理念之下所生成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感悟、体验特色。在当今文化语境下，这种指向人性本身的文学理论观念对于纠正西方认识论话语体系下的文学理论偏颇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审“作者已死”:论作为“伴随文本”的作者与作品

“作者已死”和“作者不死”就其各自的观点来说，在不同层面都有可取之处，在它们自身所处的语境中均有其积极意义，但若将两种立场推向极致，就都容易导致对文本阐释的偏颇。事实上，作者与作品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批评实践中都可被视为两个互为伴随关系的文本。作者与作品这两个文本，自生成以后便各自在周围形成了自身的解读和阐释的语境，作者与作品之间有一种既相互呼应又相互平行的关系。“作者已死”与“作者不死”看似不可调和，实际上反映了作者与作品这两个“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一对互为伴随关系的文本，“作品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受到作者和其他伴随文本的影响，而“作者文本”自身的生成和评判则受到作品和文学史的制约。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论休谟式随附之为一种强制阐释

形而上学家试图对于这个世界是什么以及之为何提供一种“形而上学解释”，在力求其理论和经典物理学相拟合的同时，也会援引科学实践与科学结论来作为自己的预设或者佐证自己的立场。哲学家大卫·刘易斯的休谟式随附工程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在强制阐释的框架内来审视，休谟式随附是一种强制（动机）阐释，其错误根源在于认为一种好的理论必须是“还原”的。通过因果功能主义径路的指引，人们可以探寻哲学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思考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世界多个国家的传播,不仅对社会大众健康产生了威胁,而且更加凸显药品专利保护与公众健康需要之间的矛盾,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无疑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条途径。文章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背景、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目前实施这一许可的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汉语—思想关系研究

语言与认知和思想关系的研究在根本上来说乃是意识的内部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和澄清语言层面对认知和思想层面的相对独立性、限制以及两个层面的互动。这项研究从哲学一直贯穿到语言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乔姆斯基学派将语言官能理解为认知特性和认知能力，属于人类心智的特殊组成部分。现实的语言乃是形形色色的具体语言，这就产生了它们分别与认知和思想的关系是否会形成差异的疑难。在这个基础上，汉语与认知和思想关系的研究除了上述基础内容之外主要关涉两方面内容，即汉语表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汉语与其他语言一样，因其自身特殊的形态对认知和思想形成了特定的强制。不过，这种独特性并不影响汉语表达一般的认知和思想。在现实世界，虽然人们假设了并在追求理想的思想，却并不存在对应的理想语言；因此，具体的语言之间始终存在差异。不同语言之间交流的最终根据乃是人的行为和互动。     

强制型顾客参与对感知共同创造与在线服务补救满意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损失厌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强制型顾客参与对感知共同创造及在线服务补救满意的影响,同时探讨了在线服务提供商道歉表达方式对强制型顾客参与有效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顾客的实体参与和心智参与有助于增强感知共同创造,从而提高在线服务补救满意,相比实体参与,心智参与对感知共同创造的积极影响更强,而情感参与没有影响。此外,相比运用直接的道歉语言,当在线服务商使用间接表达方式即表情符号来表达歉意时,顾客参与对感知共同创造的积极影响更强,从而在线服务补救满意更高。     

构建我国碳信息披露体系的战略思考

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做好战略谋划和制度建设。我国现有碳信息披露制度安排，仅强制要求重点排污单位等企业披露碳排放数据，不能满足需要。面对全球碳信息强制披露和强制鉴证趋势，考虑到碳信息披露体系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我国碳信息强制披露与强制鉴证制度势在必行。构建我国碳信息披露体系，除可以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征求意见稿)》、欧盟《ESRS E1:气候变化》草案及美国气候信息披露规则提案外，还应遵循系统统筹原则与气候变化优先原则，并考虑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特征，制定涵盖碳信息的气候变化信息披露准则。为确保碳信息披露质量，在生成环节，应完善碳排放核算标准，使核算标准更加规范，核算方法更加科学，核算数据更加全面、科学和可靠；在监督环节，应建立科学的碳排放监督体系，强化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内部监督、第三方核查与鉴证及外部监管。     

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的法律困境及其化解——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为契机

从我国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的具体实践来看，存在划转税务机关征收的非税收入范围仍不够明确、各非税收入项目立法完善程度差异显著、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法律适用争议较多等问题。破解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的法律困境，可以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视角进行。解释论视角通过对非税收入涉及的法律法规进行教义学解释，为税务机关征收非税收入提供指引。立法论视角主要有制定专门的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法、提请有权机关就法律适用冲突进行释明以及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并将非税收入纳入适用范围等三种方案。从我国立法的实践来看，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将非税收入纳入适用范围是当前较为可行的方案。     

一战前后美国法律主义团体对国际秩序的追求

20世纪初，一些美国精英倡导法律国际主义理念，即通过发展国际法和构建一个以国际法院为核心的国际司法机制来维护世界和平。成立于1910年的卡内基基金会，在前国务卿鲁特、国际法学者斯科特等人领导下，迅速发展为法律国际主义的旗舰组织。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该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新成立的强制和平联盟为法律主义的国际秩序思想引入了集体安全与武力制裁因素，而这是卡内基基金会所反对的。双方由此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大辩论，一度主导了美国国内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问题的讨论。但是，随着威尔逊倡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法律国际主义的影响力迅速下降。直到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执政后，法律国际主义的影响再起并塑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法律主义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