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性书》性情观再探——以“情”为中心的考察

李翱的《复性书》作为主要讨论复性之方的重要思想史文本,其性情观的思想渊源深远,特别是在情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三个方面受到《荀子》的很大影响。对李翱之情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探讨情本身的善恶,而须引入人这一主体及其实践工夫,因为对情的内涵的界定不能脱离作为道德主体的心和扰乱人之情性的物。性、情之间并非只是对立的关系,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情固然需要性作为自身向上提升的目标和动力,但是性也需要通过情从而在感性的现实世界中显现与落实自身。性与情的内在统一才能构成一个完整、丰富的人。因此,性与情不相无这一命题相较于性善情恶、灭情复性,更能突显李翱性情观的特色。性、情关系的厘清决定了李翱的复性之方不是灭情,而是通过弗虑弗思,斋戒其心与本无有思,动静皆离两个阶次来止情复性。复性成圣后便能物格于外而不应于物,情应于内而无情,达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境界。     

无线传感器节点均匀性估计算法及其应用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锚节点的分布情况是一个重要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知节点定位的精度,但目前对均匀性的分析却很少。通过比较邻居节点的接收信号强度(RSS)确定未知节点移动后远离和靠近的锚节点个数,以此研究未知节点周围锚节点的分布情况。提出了一种对锚节点均匀性进行定量估计的算法,给出了均匀性评价指标——归一化均匀性偏差的概念及公式。将该算法应用到节点定位过程中,提出混合定位算法。仿真结果表明,基于均匀性估计的混合定位算法能提高原有算法的定位精度。     

从程朱理学看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林纾译《黑奴吁天录》翻译现象

生活在以“半开放半封闭”为鲜明时代特点之清末——民国初年的林纾,以其不懂外语而与其他译家共同承担翻译任务,并采用“大胆”的翻译策略而一直以备受争议的身份存在于译界与读者视域之内。不懂外语,便无译者主体性吗？采用“大胆”翻译策略,皆因译者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的双轭制衡而体现译者的“伪主体性”吗？身为译者,林纾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以“一仆二主”（译者从属于原作者与读者）为前提,或以实现译者主体性与作者主体性及读者主体性“良性沟通”为体现吗？上述问题,对于研究时局发生鲜明、剧烈动荡的清末——民国初年间“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之翻译主体间性具有积极意义。为更深入研究清末——民国初年这一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文章立足于清末——民国初年这一超文本语境变量,以林纾及其译本《黑奴吁天录》为例对翻译主体间性进行探讨。     

文化哲学视域下的身体政治批评——伊格尔顿的身体政治批评浅析

在20世纪末的批评话语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的身体政治批评话语犀利而独具一格。本文通过对身体的阐释,进而从政治的身体,身体的批评,身体、政治与性等方面对伊格尔顿的身体政治批评话语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伊格尔顿的身体政治批评旨在解放人性和对人的存在进行思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主政治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它要求推进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多元化,其中首要的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着眼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离开民主政治发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迷失方向和陷入困境。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以政府治理为主导,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坚持国家制度建设,推进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达到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的合作协调治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以坚持党领导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协商民主形式和实行群众路线为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新型民主观为指导。     

赛事是发展终身教育的舞台

正终身教育的目的是保障每个居民平等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强调教育的全程性、全员性及机会均等性。虽然终身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通过竞赛评出奖项,但是为了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开展一些终身学习竞赛活动是大有裨益的。首先,竞赛可以展示社区居民的学习成果,活跃终身学习的文化氛围。竞赛的过程能激励众多参与者发挥长处,容易聚焦亮点,     

基于正性约束的测向交叉定位方法

传统的交叉定位方法将波达方向(DOA)的正切值作为斜率,求出信号源的位置坐标的线性最小二乘解。由于正切值存在前向/后向的角度模糊,在DOA测量误差较大的情况下,将引入较大的交叉定位误差。针对该问题,该文提出了一种利用DOA的正弦值和余弦值构建交叉定位方程组的算法,且对信号源与观测站之间的距离参数进行正性约束,避免了DOA前向/后向模糊。仿真结果表明,在DOA测量误差较大的情况下,该方法比传统的交叉定位方法更精确。     

米歇尔·马费索利后现代性社会学方法论探微

比照数学—物理的科学方法建立自身具有科学性的方法使西方现代社会学自18世纪以来获得重大发展。然而,这却改变了社会学原本的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继承,社会学分析逐渐疏远了人本身。米歇尔·马费索利认为,目前的西方社会正在从现代性阶段向后现代性阶段过渡,应当使用更加感性和更加贴近社会现象的方法去理解和认识这样的社会变化。换言之,新的方法论思想能让社会学家更深刻地认识当前世界的如其所是。这不仅涉及到社会学的具体方法,如描写、类比等;也涉及到有关后现代性的一些理论观念,如积极寻根、形式主义、部落等等。     

论罗尔斯公正原则的内在困境

罗尔斯的公正原则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首先,公正原则并不比功利主义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最小最大规则不能成为人们选择政治制度的指导规则。关于可能性的知识是无法排除的。公正原则中包含着功利主义思想因素,甚至它就是一种修正的功利主义。其次,将差异原则作为一种公正原则是不合理的。它既不是公正的,也不具有道德基础,反而导致公正原则内部平等与激励之间的矛盾。最后,罗尔斯的消极自由概念造成平等的自由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虚幻的自由。因此,罗尔斯的公正原则集中表达的是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是为西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辩护的一种尝试。     

和谐社会语境中法官民事裁判的伦理维度——以对民事司法个案的反思为视角

民事裁判是通过对具有伦理属性的法律规则的适用,来引导对人们的行为,以达到实现伦理生活之目的。从几个与公共道德生活密切相关的司法个案来看,我国民事裁判中存在着违背法律逻辑的道德实用主义倾向和以法律人的意识误读社会生活伦理等问题。在民事裁判中,法官应该从法律与伦理关系的视角,更为深刻地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及其限度,从而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