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产品责任法律探析

关于软件存在缺陷导致损害,其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类似于有体物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中国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指出无形并不构成确立产品责任的障碍,软件应当被视为产品,但要考虑言论自由的约束;对规模化生产和销售的安全关键软件适用产品责任;应当把未将软件投入流通的、软件投入流通时缺陷尚不存在的及投入流通时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软件缺陷存在的3种情形作为生产者的免责事由。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罗马法所形成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的诉讼活动中,为世界各国的诉讼法所采用,但是在有些案件中考虑到某种特殊的情形,法律规定免除了原告的首先提出证据的责任,而由被告承担与此事实主张相反的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后这一特殊规则被引入刑事诉讼,从而突破无罪推定原则下的举证责任分配,更加有力保护被告人的人权,促进了世界各国的诉讼法学的发展。在当前我国司法改革之时,有必要探讨被告方所承当的举证责任,以促进立法的完善,适应时代潮流。     

民事再审事由论争

民事再审事由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突破口,要想解决“申诉难”和“申诉滥”的困境,必须以科学设立民事再审事由为根基.究竟何为科学设立,设立后又如何使民事再审程序顺利推进,使得人民的合法权益达到最大化的保护呢?针对这些疑问,本文主要从设立民事再审事由的角度进行探讨,力争寻求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提高民事诉讼效率,切实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排除和限制条件

在被害补偿法领域里,为防止有限的补偿金不被滥用,需要设定被害补偿的排除与限制条件,主要体现为被害人可归责事由和被害补偿的妥当性考量.被害人可归责事由指的是被害人行为实质性引发了犯罪加害行为或者是对于犯罪被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促成作用,被害人对自己行为产生的结果承担自我责任因而不得或少得补偿金.被害补偿的妥当性考量指的是被害补偿之裁定要考察与被害人有关的各种事项,依一般社会观念对是否补偿以及补偿额度进行的有关妥当与公平的综合性判断.     

商标不使用抗辩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不使用抗辩规则与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遵循同一法理基础,但该规则的引入忽视了混淆可能性在商标侵权判定中的基础功能和商标侵权成立在损害赔偿责任中的前提地位。同时,不使用抗辩规则脱离了不使用撤销制度的内生逻辑,忽略了正当理由对事实上不使用注册商标权利状态的影响,由此导致商标使用人对应予撤销的注册商标承担除损害赔偿以外的其他侵权责任,商标使用人对商标的劳动与投入被商标权人无偿获得的不合理后果。基于此,不使用抗辩规则应彻底改造其法律后果,以不使用是否存在正当理由为分界点,明确侵害无正当理由不使用注册商标的被控侵权人不构成侵权。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与再审之诉的事由比较

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对性和封闭性成为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先天性缺陷,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以保护第三人的实体权益是必要的。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区别该诉与再审之诉的本质和功能,设立区别于再审之诉事由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     

民事抗辩与票据抗辩

法律意义上的抗辩,并不是哪个部门法上的专有概念。仅从一般意义上说,抗辩表述为一方当事人行使权利时,他方当事人所提出的对抗或疑义是比较准确的。正因为如此,在民商法领域,民事抗辩和票据抗辩既有概念内涵的一致性,也有普通法和特别法意义上的关联。比较而言,民法上对抗辩从概念到类型化分析都有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制度的功能仅限于否定或迟滞相对人的权利行使,而票据法上的抗辩,除了具有抗辩的基本语义,更侧重抗辩制度的独特设计对票据流通所起的作用,因此,票据抗辩就有了票据法上核心制度的意义。此外,从票据权利的不可分性,票据行为的文义性、独立性等特点,还可以找到民事抗辩和票据抗辩的种种不同。     

论间接否认与抗辩的区别

作为常用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否认者不承担证明责任,抗辩者承担证明责任”的准确适用应建立在间接否认与抗辩相互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从一起具体案件所引发的悖论入手,结合法律要件分类说深刻地剖析了间接否认与抗辩的区别基础。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与法律漏洞的弥补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指外观上与犯罪行为十分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个别要件,但因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所以虽然刑法未作出排除其犯罪性的特别规定,但也应排除其犯罪性的行为.立法者认知能力的有限、社会生活的多变、法律自身的特点等导致了法律漏洞的不可避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堵塞刑事法上的免除行为可罚性漏洞的有效办法.     

论回头背书对人的抗辩切断之影响

回头背书能否恢复人的抗辩,需要对回头背书与抗辩切断功能、回头背书再取得票据和人的抗辩的恢复、人的抗辩恢复的理论依据等进行检讨。需要从人的抗辩恢复理论之再构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回头背书对人的抗辩切断之影响。希冀如上探讨对我国票据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能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