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

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是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在不同立法例中有共识,亦有分歧。本文在比较借鉴两大法系的立法、判例及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对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探讨。     

中外产品责任抗辩事由比较研究

欧美及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产品责任法对产品责任抗辩事由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抗辩事由的规定从总体上说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立法保持一致,但也存在抗辩事由规定过于单一,内容不够全面、具体等缺陷,亟待完善。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违约方司法解除权）诉讼评注

《民法典》为破解合同僵局创设了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制度,但当前还缺少对其行使方式、要件证明、纠纷解决、解除时间四个诉讼审理方面的研究。违约方既可以被告身份通过反诉和抗辩请求司法解除,也可以原告身份起诉提出,原告起诉请求合同解除时,需要法院确定具体解除方式和诉的类型。违约方解除权的两个权利成立要件由违约方承担证明责任,但这不是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能用于解决法律评价问题。除司法解除请求外,需要通过诉的合并与法官释明使其他合同相关的诉讼请求同时提出,促进纠纷一次性解决,同时通过重复起诉制度避免矛盾裁判,但是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可以在法院对合同效力作出裁判后再行使。形成判决的形成力产生时与形成诉权形成效果作用时不同,实体法上可以具体规定合同解除时间。     

再论环境侵权行为的违法性要件

违法性是指对权利造成侵害或者以法律禁止的方式对权利以外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造成侵害,且无阻却事由。违法性是侵权的本质属性,也是环境侵权的独立构成要件。我国环境侵权行为违法性认定标准经历了从形式违法到实质违法再到一般性实质违法的转变过程。对环境侵权违法性的认定,实证法规定适用形式违法认定标准的,依形式违法进行认定;实证法未规定适用形式违法认定标准的,依实质违法进行认定。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责任、放射性污染侵权责任以及惩罚性环境侵权赔偿责任的违法性依据形式违法认定。侵害权利的环境侵权行为的违法性,依结果违法进行认定;侵害权利外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环境侵权行为的违法性,依行为违法进行认定。除实证法规定超标排放为唯一形式违法情形外,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这一法律事实不是环境侵权行为违法性的阻却事由。     

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规范中的具体适用

刑法规范中的期待可能性事由具体适用的范围 ,在立法上和理论上没有一致看法。但国外和台湾刑法中关于期待可能性事由的规定 ,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借鉴 ,并分别规定为是阻却犯罪的事由或者阻却责任的事由。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 ,我们可以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做出新的、合理的理解。     

美国集团仲裁初探

美国集团仲裁作为一个新的发明,不仅案件数量迅速增多、立法上得到一些重要仲裁机构的明确规定和支持,还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得到承认。集团仲裁既不同于传统的仲裁也不同于集团诉讼,而是一种两者相混合的怪异的程序。集团仲裁的形成和发展对解决群体性纠纷有重要作用,我国可以借鉴其有益做法,及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文章最后拟定了详细的立法规定,为我国借鉴集团仲裁提供了具体的建议。     

公司社会责任：以功能为视角的概念分析

公司社会责任应区分为抽象层面的社会责任和具体层面的社会责任两种形态。抽象层面的社会责任由"兜底性"条款规定,是对公司自治的一种内部限制,其实践价值体现在股东或董事可以此为由来抗辩其他主体的权利主张,法院可以此作为法律依据来对私权主体之间有关纠纷作出裁决等两个方面;具体层面的社会责任由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是对公司自治的一种外部限制,具有强制执行力。     

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从邱兴华案切入

在中国法学界稳居支配地位的"权利话语"在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上都存在严重的功能缺陷,不仅时法律规范缺乏解释力,而且无力指导法律制度的设计.在关于邱兴华案的讨论中,"权利话语"暴露出它的先天不足,几乎完全忽略了保护精神病人抗辩权所必需的复杂社会条件.     

抗辩权概念选择的历史比较考察

罗马法上的抗辩,是以区分法律程序与审判程序这一公力与私力两阶段的审理形态为背景的。这种通过将程序区分为公力救济法律程序与私力审判程序相结合的权利救济制度,决定了抗辩与抗辩权制度的气质与走向、问题与争议。在罗马法继受的背景之下,萨维尼却将抗辩权的罗马法背景抽离,建构了其近代法律概念;温德沙伊德在建立实体法请求权的同时,使抗辩权纯粹为实体法上的权利。即使是完全不同的学术、历史发展路径,英格兰法和大陆法在具体的理论架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欧洲统一私法的经验表明,概念的选择似乎不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族的问题。我国既有的法制移植与演进路径,决定了在概念选择上已经无法回避抗辩权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选择研究

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既体现了反垄断当局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也将对相关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产生不同影响。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常用的是社会总福利标准和消费者福利标准,二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对并购可能产生效率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不同。在社会总福利标准下,并购企业可以通过效率抗辩使具有社会合意性的并购获得批准。现阶段,中国并购反垄断控制政策宜采用社会总福利标准,同时也应在反垄断当局的目标函数中赋予消费者福利一个较大的权重,以保护消费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