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程保证担保制度的发展与思考--关于我国建立工程保证担保制度的探讨

文章在对美国工程保证担保制度的发展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 ,结合当前中国的国情 ,探讨了如何在我国逐步建立和推行工程保证担保制度。     

纺织服装企业的债权债务管理方法分析

通过对纺织服装企业的实地调研 ,阐述了近年来纺织服装企业债权债务的产生原因和主要形式 ,并就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债权债务纷争难点提出解决方案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与信用环境建设的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运作模式应采用政府组建，市场化运作或混合组建，市场化运作；其组织形式应是事业法人制；其运作规则应为公平、多元、规范、稳健。从担保基金的盈亏上看，决定担保规模的因素实质上是一个地区企业的总体信用状况，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将成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加强法制建设、社会征信机构建设和企业伦理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     

信用担保--扩容中小企业融资瓶颈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中小企业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知识经济时代,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更是高科技发展及成果产业化的重要途径.中小企业实力弱,信誉度低,融资风险大,普遍存在资金困难.在中国经济起飞和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问题尤为严重.现阶段大力培育和发展信用担保体系,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融资平台.     

分类管控下的债务风险与风险传染网络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之一。本文针对部门债务,从债务口径、债务结构和偿付风险3个层次深入研究了实体经济债务风险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分类管控我国债务风险的理论模型。从部门间债务的比较分析中,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债务在实体经济债务中具有极高的系统重要性,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构建了双层交易对手方风险传染网络模型。以江苏省和山东省产业债发行人担保网为样本,基于该模型研究了区域非金融企业间债务风险传染结构,并根据综合节点度与对外风险敞口两类指标识别出若干核心风险传染节点。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内的债务间存在较强关联性,是潜在的区域系统性风险源。本文认为,我国当前的宏观债务问题存在国情特殊性,应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债务风险和压力分析评估体系,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分类施策工具。     

基于交通量风险的PPP交通项目再融资产品设计

交通PPP项目的投资大、风险高。政府作为发起方,需要为项目提供担保以吸引社会资本方的参与,但过度依赖政府担保意味着：一旦发生数额较大的债务违约将会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因此有必要谋求适宜的市场化融资渠道。为了协调PPP项目相关者的利益,本文在项目收益债的基础上嵌入了与项目未来收益挂钩的或有条款,并运用结构化方法中的Merton模型在风险中性情景下对融资产品进行了定价。最后,以某PPP交通项目为例,进行了具体的融资产品设计,计算了相应的产品价格和风险价差,并对某些关键条款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该产品能够在有效减轻政府担保的基础上降低融资成本。     

公司关联交易的安全港程序与公司集团立法研究

《公司法》第16条引发越权担保合同效力之争,本质是关联交易的效力判断之争。《公司法修订草案》完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安全港程序规定,应置于《公司法》总则之中或独立成章;违背安全港程序的关联交易可以经法院撤销而归于无效,但最终应以交易公平性作为终极裁判标准。公司集团利用内部关联交易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但另一方面可能损害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公司法》修订应遵循堵疏结合的立法思路,对关联交易和公司集团进行系统化规范:“堵”即是建立防火墙,防止关联交易损害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疏”即是承认公司集团行使统一管理权的合法性,鼓励公司集团做大做强,并建立公司集团内部的公平补偿机制。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担保机构与中小企业信贷分析

引入担保机构变量,建立担保银行信贷配给模型,分析担保机构、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担保机构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面临着企业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时的风险规避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引入担保机构加大了对企业的资格审核,但是银行面临的风险却转嫁给了担保机构;从理论上说明贷款企业是在一定条件下才采用混同均衡;担保机构只要设立合适的契约组合,可以使企业自我显示风险类型,规避风险.尽管引入担保机构缓和了银行的信用配给,但由于担保壁垒的存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建议推动银保合作及推行社会化的担保机构,共同分担风险,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土地收益权质押：一个虚幻的担保

为缓解融资困境,各地都在探索农村金融的新模式,吉林省开展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指在不改变现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和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以土地的未来收益作为担保财产,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的模式,该模式有“利于融资”与“避免失地”的双重优势。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吉林模式中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名不副实,其实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与担保,存在诸多的法律弊端。而由于土地与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在“自动产生收益”这一属性上存在区别,所以无法通过借鉴“公路收费权质押”的制度经验来构建土地收益权质押。此外,利用土地未来的经营收益质押贷款的思路也不可行,理由是：经营收益由土地价值与劳动价值共同构成,而劳动价值无法登记,从而不具有优先效力;而且这种方式使得清偿能力取决于债务人自身,不符合特别担保之属性。在尚未放活经营权之前,以土地承租权担保贷款的构想较为可行,但须建立配套的登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