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中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的适度边界

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反腐倡廉的新方式,它一方面强化了对政府官员个人权力的监督制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侵犯政府官员民事权利特别是隐私权的法律风险.在网络反腐中,保护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不仅有利于维护人格尊严,而且有利于化解隐私权与知情权及监督权的冲突.但基于政府官员的特定身份,其隐私权保护应定位于公共利益除外标准,坚持适度保护原则,合理划定保护范围.     

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变——从深圳“行政三分制”看中国行政改革新取向

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结合本地实际,深圳拟推行"行政三分制"再造政府.政府部门一分为三,分权与制衡机制注入现代行政组织结构;力图用经济手段--公共财政改革解决政治问题,促进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彻底打破传统"部门行政"格局,建设"现代公共性政府".从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可以预见,推进"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必将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     

困境与解局：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而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中之重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当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民本至上、服务为先”施政理念缺失;重经济管理,轻社会管理的职能偏好难改;财力与事权不对称,基层公共财政步履维艰;公众参与机制滞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张力不减以及法治行政失范,公共权力异化等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的突破。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以美国印太战略为视角

拜登政府赞同特朗普政府对华认识,并继承了其对华遏制战略的基本思想,同时加紧实施针对中国的“联盟战略”,拉拢更多盟友,利用国际规则和法律,继续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补贴、产业政策、科技等领域持续打压中国,严重影响了中国快速发展的进程,增添了中国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复杂性与难度。中国必须早作应对。     

美国政府绩效评估及借鉴

美国经过逐步的实践和立法,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明确规定了政府绩效评估战略计划制定,形成了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机构体系,并有效运用评估结果促进政府工作改革。这些做法对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有借鉴意义。     

以政府绩效评估推进行政责任机制建设的内容与途径

政府绩效评估是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能力,而采取的以公共责任和顾客导向为理念的改革策略,是持续改进行政治理绩效、落实行政责任的有效工具。政府绩效评估吸纳社会公众参与行政过程,强化政府内部责任配置,有助于完善行政外部责任体系与内部责任机制。依托政府绩效评估推进责任机制建设,须优化政府内部治理,强化结果导向下的内部分权;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合理实施绩效评估奖优罚劣;推行问责机制,凸显绩效评估的公众本位;健全绩效传导机制,实现绩效评估的战略导入与管理。     

论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中政府的作用

我国市场建设的实践证明 ,自发的市场不能提供一整套信用规则 ,信用体系作为一项公共产品 ,政府在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因此 ,必须确立政府在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记录与公布制度、制订中小企业信用管理法、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管理机构、培育专业的中小企业征信服务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走向良性互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关系探讨

共同的价值理念,互补的治理职能,长期的合作历史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奠定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政府要转变观念,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合理定位;加快职能转变,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中介服务功能;完善法律体系,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科学规划,引导非政府组织有序发展;继续深化各项配套改革,为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非政府组织建立健全自律和问责机制,规范非政府组织行为.非政府组织要培养志愿精神、利他主义和使命感;主动和谨慎地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和维护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在与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基础上,保持独立性,增加代表性;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确保非营利性,提高公信力.     

突发公共事件与政府应对原则

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在宪政和公共应急法制的框架下行使政府公共紧急权力,是对常规民主法制在处理威胁国家和社会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内在局限性的一种补充与完善,是现代宪政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具有极大的公益目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危机状态下的公民权利,尽快消除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而行政紧急权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内容,紧急权力的行使遵循有别于常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