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的文化广告

1919年由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发行的《新潮》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二本新杂志,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想、新学术为主旨,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潮》上刊登的文化广告,主要以新书籍、新教育、新社团为主,不仅体现了《新潮》的启蒙特色,有助于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而且从侧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以及女性解放、教育改革等社会发展趋势。     

未完成的人生观方案——《新潮》同人与“新青年”的人生难题

作为被《新青年》的师长召唤出来的“新青年”,《新潮》同人从切己的人生难题出发,以人生观的重建切入新文化运动。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傅斯年重建人生观方案的重要知识资源,但他在引入詹姆士的“实际主义”时悬置了其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精神主义”向度,其确定性的追求恰恰体现出不确定的状态。这套未完成的人生观方案因反映了新文化派的“公同信仰”而被同人纳入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讨论中,但由于它的未完成性,该方案一旦触及一般青年,其背后的哲学理论即沦为虚空的知识结构。因传播媒介限制形成的碎片化阅读方式、危机时刻囫囵吞枣的阅读选择、狭窄的社会阶层上升通道造成的功利阅读,终使《新潮》同人的这次人生观探索难以“及物”,并给思想界埋下亟待再次变革的种子。     

“筑巢”教科文新区翱翔中职新天地--安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迎来办学新机遇

走进获得“联合国最佳人居奖”的浙江省安吉县境内,一片新开辟的教科文新区特别抢眼,一系列设计现代化、尽显新潮范的新建筑群坐落于此。在这些建筑群中,安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新校区是最亮眼的职校风景线：新的教学楼、办公大楼、图书馆和实训室,呈现发散式布局;斑斓的花圃、葱郁的绿树错杂期间,营造了美丽的校园环境,而这一自然环境清幽、人文气韵浓厚的新校区,俨然已经成为安吉县教科文新区的一朵“知识＋生态”的绿蕊。     

蒋梦麟先生在西南联大

蒋梦麟先生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中国大陆知道他名字的人较少。但随着时问的推移,特别是他的《西潮》和《新潮》在大陆发行不同的版本后,人们对他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渐认识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建者之一,他“在中国首先倡导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以高等学术作教育的基础,培养活泼的、能生产的个人,以为家庭增资产,     

反观重庆20世纪美术创作的几个问题

基于20世纪重庆的陪都艺术、世纪末期的重庆美术创作及美术发展的本土化来探讨重庆美术发展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在经过对它们的阐释反思后认为在中西艺术对话中应该确立一种以区域艺术为主和以反映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为主的创作观念。由此来强化重庆作为我国少有的几个艺术创作中心之地位。     

中国当代艺术的新生力

现在青年们所面临的或即将面临的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抑或是新的问题?五四时期的年轻人们学习西方艺术是求学图存,85时候的青年们学习西方现代艺术是求学图新,时代的过往,轮到了这一代新生代,他们应该如何面对。文中的新生代,指的是出生于70末或80后的艺术学者们,他们由于有着不同于父辈们的文化生长背景及文化背景:没有经历文化运动和文革、改革开放时的经济转型等国家重大变革,由于完全不同的经历,这些年轻人必然和父辈有不同的观念。他们在网络背景争世界文化下成长,学习的是西方体系的知识加本土传统文化。客观的说比前一代人更加容易国际化,他们可以以不同于前辈们的思维去理解当代艺术。本文由此角度入手,试探讨他们与前辈在艺术观念、艺术表现方面的几个显著不同。     

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中的“跨界现象”

清末民初新潮演剧对古今中外不同文化、文学、戏剧现象的误读和错位性理解,曾大面积发生,此即在文章中所述的跨界现象。跨界性思维虽然给当时戏剧类型意识造成了一些迷茫,但也给新潮演剧带来了少有的生机和活力,是中国现代戏剧文化转型的一种特有方式。     

中心与边缘:新潮批评与刘索拉、残雪的小说

刘索拉与残雪在1985年发表的小说创作,是新小说中两个重要但又不同的写作面向:前者突出的是个体对传统的反抗,并向读者传递了一代青年的苦闷、迷惘等情绪;后者强调反抗本身,向读者讲述的是由反抗而产生的荒诞体验。在新小说面前,传统文学批评话语因无法达致有效的阐释而遇到危机,新潮批评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由于对旧文学理论批评的不满等主观要素的存在,新潮批评的视野也受到了制约。在新潮批评语境中,文学主体性的言说成为中心表达,刘索拉的小说被赋予了更多的审美观照,而残雪的小说却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从而留下了许多遗憾。     

1956年:“双百”方针催生的小说新潮

以“双百”方针的提出为背景,1956年的小说创作新潮确立了“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从而打破了50年代初以颂歌为主调的文学创作模式,开辟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维度和新思路。这一创作新潮的出现既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精神的再生,同时也是建国以来重新确认知识分子角色的一个重大尝试。